《女神》郭沫若著。收入1919年到1921年之間的主要詩作。連同序詩共57篇。多為詩人留學日本時所作。其中代表詩篇有《鳳凰涅磐》、《女神之再生》、《爐中煤》、《日出》、《筆立山頭展望》、《地球，我的母親!》、《天狗》、《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在詩歌形式上，突破了舊格套的束縛，創造了雄渾奔放的自由詩體，為“五四”以后自由詩的發展開拓了新的天地，成為我國新詩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中國新詩是隨著“五·四”文化運動和“詩界革命”而發展起來的。詩體解放事業肇始于胡適，而完成于實踐著“文學為人生”主張的文學研究會諸詩人。1921 年以郭沫若為旗幟的創造社的成立，可謂“異軍突起”，把目光投向“充滿缺陷的人生”。假如說，首倡“詩體的大解放”的胡適和他的《嘗試集》，只可視為區分新舊詩的界限;那么，堪稱為新詩革命先行和紀念碑式作品的，則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女神》運用神話題材、詩劇體裁、象征手法、反映現實。其中《女神之再生》是象征著當時中國的南北戰爭。詩人說過：“共工象征南方、顓頊象征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設一個第三中國————美的中國。”不過，詩人早期的社會理想是模糊的。他曾說過：“在初自然是不分質的，只是朦朧地反對舊社會，想建立一個新社會。那新社會是怎樣的，該怎樣來建立，都很朦朧。”因此，女神要去創造新鮮的太陽，但仍是一個渺茫的創造，只是理想的憧憬，光明的追求。但在五四時期，它曾給了廣大青年以力量的鼓舞。《女神》的藝術網絡是多樣化的統一。激情如閃電驚雷，火山噴發;柔情如清風明月，涓涓流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