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現讓人遺憾--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正因為這種種表現，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來。郭沫若所以有這樣的"榮幸"，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對名位的孜孜以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當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為文人的橫溢才華和鏗鏘文辭了。

　　事實上，郭沫若對名位的爭奪，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讓人大開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20世紀初是周氏兄弟脫穎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新文壇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而新文化運動是由《新青年》倡導和主持的。

　　作為《新青年》雜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魯迅和周作人雖未從一開始就投入新文化運動，在運動中也沒有擔負領導的職責，但由于他們發表的小說、雜文、文學評論等，不但顯示了以新道德批判舊禮教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鋒芒和威力，而且顯示了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學革命"的最大成績，因此，人們都把他們當作新文壇的核心人物。

（來源：互聯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