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現讓人遺憾--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正因為這種種表現,他身后的是非也就多了起來。郭沫若所以有這樣的"榮幸",原因當然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恐怕還是對名位的孜孜以求--"將欲取之,必先予之"。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他當然只有先付出自己作為文人的橫溢才華和鏗鏘文辭了。
事實上,郭沫若對名位的爭奪,早在20世紀20年代就有讓人大開眼界的表演,各位不妨一看。20世紀初是周氏兄弟脫穎而出的年代。原因很簡單,中國的新文壇是在新文化運動中形成的,而新文化運動是由《新青年》倡導和主持的。
作為《新青年》雜志中期的主要作者,魯迅和周作人雖未從一開始就投入新文化運動,在運動中也沒有擔負領導的職責,但由于他們發表的小說、雜文、文學評論等,不但顯示了以新道德批判舊禮教為核心的"思想革命"的鋒芒和威力,而且顯示了以白話文取代文言文的"文學革命"的最大成績,因此,人們都把他們當作新文壇的核心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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