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3日，“文革”后重新?lián)沃泄仓醒胄麄鞑扛辈块L的周揚到醫(yī)院探望病重的郭沫若時對他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9天后，郭沫若與世長辭。也許，對于一生經(jīng)歷過無數(shù)動蕩、即將要走到生命盡頭的郭沫若來說，周揚的這番話是最令他感到滿意的評價。

　　事實上，最初將郭沫若比作歌德的正是郭沫若自己。1920年3月，田漢從東京到福岡探望郭沫若，兩人同游太宰府，飲酒閑聊“醺醺然有酒意，想替Goethe(歌德)和Schiller(席勒)鑄銅像，出廟尋寫真師……不得。彼此相依相扶，蹁躚梅花樹下，不禁放歌”。郭沫若此時的腦海中浮現(xiàn)的也許正是魏瑪劇院門前的廣場上巨大的歌德與席勒銅像，它既象征著兩位德國文壇巨擘的偉大友誼，更訴說著德國文學(xué)鼎盛時期曾有過的輝煌。時年28歲的郭沫若自詡歌德，把好友田漢比作席勒，道出了他年輕時的文學(xué)抱負(fù)以及對歌德的崇拜之情。

　　歌德之于郭沫若，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偶像，也在具體的文學(xué)實踐中對他產(chǎn)生著巨大影響。郭沫若早年學(xué)醫(yī)，在他棄醫(yī)從文的轉(zhuǎn)變中，歌德似乎起到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郭沫若曾說，是1916年與德國文學(xué)特別是與歌德的接近，把他“用力克服的文學(xué)傾向助長了起來”;1919年，當(dāng)他想要改入文科而遭到自己老婆的反對后，便對一切科學(xué)產(chǎn)生了“唾棄”心理，而歌德的《浮士德》恰好在這個時候投了他的嗜好，也是在這年夏天，郭沫若開始零碎地翻譯《浮士德》。

　　郭沫若把歌德引為精神上的知音，體現(xiàn)在其第一部詩集、也是中國白話新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女神》(1921年8月初版)中(《女神》所受的外來影響十分復(fù)雜，不限于歌德，如美國詩人惠特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部詩集的創(chuàng)作)。郭沫若在作于1922年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稱贊歌德為“偉大的主觀詩人”，對他“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之力以謀剎那之充實，自我之?dāng)U張”的精神甚為贊賞，并且表達(dá)了自己與歌德在主情主義、泛神思想等幾個方面的共鳴。而“主情主義”、“泛神論”、“自我擴張”的精神在熱烈奔放的《女神》詩篇中，獲得了比在歌德那里更為夸張的表現(xiàn)：“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天狗》)郭沫若以這種方式完成了屬于自己的解放個性、打破束縛的“狂飆突進(jìn)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