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6月3日，“文革”后重新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的周揚到醫院探望病重的郭沫若時對他說：“你是歌德，但你是社會主義時代的新中國的歌德。”9天后，郭沫若與世長辭。也許，對于一生經歷過無數動蕩、即將要走到生命盡頭的郭沫若來說，周揚的這番話是最令他感到滿意的評價。

　　事實上，最初將郭沫若比作歌德的正是郭沫若自己。1920年3月，田漢從東京到福岡探望郭沫若，兩人同游太宰府，飲酒閑聊“醺醺然有酒意，想替Goethe(歌德)和Schiller(席勒)鑄銅像，出廟尋寫真師……不得。彼此相依相扶，蹁躚梅花樹下，不禁放歌”。郭沫若此時的腦海中浮現的也許正是魏瑪劇院門前的廣場上巨大的歌德與席勒銅像，它既象征著兩位德國文壇巨擘的偉大友誼，更訴說著德國文學鼎盛時期曾有過的輝煌。時年28歲的郭沫若自詡歌德，把好友田漢比作席勒，道出了他年輕時的文學抱負以及對歌德的崇拜之情。

　　歌德之于郭沫若，不僅僅是精神層面的偶像，也在具體的文學實踐中對他產生著巨大影響。郭沫若早年學醫，在他棄醫從文的轉變中，歌德似乎起到了一種催化劑的作用。郭沫若曾說，是1916年與德國文學特別是與歌德的接近，把他“用力克服的文學傾向助長了起來”;1919年，當他想要改入文科而遭到自己老婆的反對后，便對一切科學產生了“唾棄”心理，而歌德的《浮士德》恰好在這個時候投了他的嗜好，也是在這年夏天，郭沫若開始零碎地翻譯《浮士德》。

　　郭沫若把歌德引為精神上的知音，體現在其第一部詩集、也是中國白話新詩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女神》(1921年8月初版)中(《女神》所受的外來影響十分復雜，不限于歌德，如美國詩人惠特曼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這部詩集的創作)。郭沫若在作于1922年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序引》中稱贊歌德為“偉大的主觀詩人”，對他“以獅子搏兔之力，以全身全靈之力以謀剎那之充實，自我之擴張”的精神甚為贊賞，并且表達了自己與歌德在主情主義、泛神思想等幾個方面的共鳴。而“主情主義”、“泛神論”、“自我擴張”的精神在熱烈奔放的《女神》詩篇中，獲得了比在歌德那里更為夸張的表現：“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我是月底光，我是日底光，我是一切星球底光，我是X光線底光，我是全宇宙底Energy底總量!我飛奔，我狂叫，我燃燒。我如烈火一樣地燃燒!我如大海一樣地狂叫!我如電氣一樣地飛跑!”(《天狗》)郭沫若以這種方式完成了屬于自己的解放個性、打破束縛的“狂飆突進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