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詩句來說道郭、康的交往，或可折射那個時代的風貌。1980年代編輯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學編詩歌卷，刻意摒棄作者創作于“文革”期間而在前已結集出版的一部分作品，甚至連“文革”前的一些作品亦未能幸免，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重到晉祠》，其首句為“康公左手書奇字”。時隔三十余年，有研究者輯錄《郭沫若全集》集外佚詩，結集出版。內中收有此詩，卻未能探究當年摒棄的緣由，竟解“康公”為康有為，實則“康公”乃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的康生——這就是當年摒棄此詩的原因所在。

　　郭沫若于1965年12月寫作此詩以“奇字”稱道，雖不無夸張的成分，但也并不太過離譜。康生于金石書法造詣甚深，陳叔通推許其為當代書法四大家之一(其余三人為沈尹默、郭沫若、齊燕銘)，其來有自。借著“康公左手書奇字”的詩句，來說道郭沫若與康生的交往(檔案未能解密，自然只能是浮光掠影)，多少可以折射出那個革命時代的風貌。

　　【毛、郭詩詞唱和的高級信使】

　　作為執掌意識形態領域大權的政要，康生在與文化人的通信中頗具雅人深致。1962年7月，康生致信紅學家周汝昌，內中有這樣一段文字：“最近郭沫若、陳叔通、張奚若、李富春、李先念、楊尚昆諸公及陳毅元帥都去看了恭王府，大家都很有興趣。據張奚老說，過去梁思成教授及林徽音(應為林徽因——引者注)女士(已故)對恭王府之建筑曾作過研究。游園時粵劇名演員紅線女持一團扇(上畫錢塘江大橋)請郭老題，郭老題詩一首曰：一日清閑結雅游，百年余夢覓紅樓。樓前尚有湘妃竹，扇上錢塘天外流。”1962年春，正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論戰漸趨激烈之時，也正是在中共欲“挽狂瀾于既倒”地反對“現代修正主義”的斗爭中，康生重獲毛澤東的信用，成為“中共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的實際主持人，乃至漸次成為掌控意識形態領域權傾一時的政要。郭沫若與康生的帶有鮮明時代印記的交往，就從“反修”說起吧。

　　1961年10月，郭沫若在北京民族文化宮觀看浙江紹劇團演出的《孫悟空三打白精》。正為“反修”而殫精竭慮的毛澤東，在11月中旬寫出唱和之作：“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僧是愚氓猶可訓，妖為鬼蜮必成災。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里埃。今日歡呼孫大圣，只緣妖霧又重來。”毛澤東后來說過這樣的話：“和詩是駁郭老的。”環顧高層，既能在“反修”的大政方針上足以信賴，又因通曉詩賦而有共同語言的，大概非康生莫屬。于是康生就成為了毛澤東的高級信使。這首和作于1962年初由康生抄示正在廣州的郭沫若。拜讀了毛的和作之后，郭沫若即通過康生轉呈“再唱和”，改變了“千刀當剮唐僧肉”的激憤，代之以“僧受折磨知悔恨”。毛澤東讀到康生轉呈的“再唱和”之后，于1月12日復信康生，稱道“和詩好，對中間派實行統一戰線就對了”。在高層的推許之下，這出紹劇迅即拍攝成彩色舞臺藝術片，在全國公映。就這樣，借助一出戲，弄出了一篇“反修”的大文章。

　　以現已披露的材料，康生對毛、郭首度唱和僅起傳達信件的作用，而一年后毛、郭再度唱和，康生的作用就不僅于此了。1963年元旦，《光明日報》發表郭沫若的《滿江紅·元旦書懷》。康生頗為欣賞，書錄全詞并向遠在杭州的毛澤東推薦。毛澤東接讀之后，即于元月9日寫出和作，并函復康生：“一月三日信收到，大謝。郭詞很好，即和一首，請郭老和你為之斧正。”輕易不向黨內同志言謝的毛澤東，一破慣例。遺憾的是，世人至今無從知曉康信的內容。總體而言，郭詞格調高昂，這對剛剛走出三年困難境地的國人多少是一種鼓舞。毛澤東把握時機，在此時下達了向“蘇修”反攻的進軍令——在此前后連續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發表了七篇“反修”檄文。細讀郭詞，令康生書錄并向毛澤東推薦的，更為緊要的可能是這樣幾句：“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桀犬吠堯堪笑止，泥牛入海無消息。”歷史的真實是，“反修”為個人崇拜推波助瀾，為發動“文革”作輿論準備。郭沫若后來意識到《元旦書懷》的價值所在，遂改題為《領袖頌》。這真是點睛妙筆。

　　這年7月，康生作為中共代表團成員，參加了中蘇兩黨莫斯科會談，無果而返。毛澤東親往機場迎接代表團。郭沫若目睹機場歡迎盛況，賦《滿江紅》一闋，以“天外人歸”開篇，內有“半月長談爭正誼，四方公論明真相”之詠。這年9月上旬開始，中共中央陸續發表《九評》，反修”進入高潮。作為起草這些大塊文章的實際主持人，康生“功不可沒”。12年之后，其訃告中有“光榮的反修戰士”之譽，蓋源于此。郭沫若在“反修”高潮期間，寫了一組《滿江紅》諷詠其事。《全集》雖不予收錄，但世人仍可在此前出版的《沫若詩詞選》中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