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郭沫若前期創作的自敘傳小說中的主人公大多是像“愛牟”一樣孤獨者，長期漂泊在海外。生存的艱難、理想的幻滅促使他們流露出焦慮意識。在夾縫中求生存的孤獨者身上同時體現了濃重的漂泊意識。

　　郭沫若作為中國現代小說的開拓者之一，其小說創作歷程長達三十年之久，寫下了40余部具有現代浪漫抒情色彩的小說。郭沫若在1918年至1927年前創作的小說通常被稱為“自敘傳”小說，代表性作品有《殘春》、《喀爾美蘿姑娘》、《葉羅提之墓》、《落葉》、《漂流三部曲》、《行路難》等。郭沫若此時小說中主人公多以第一人稱“我”，或者“愛牟”等名字出場。郭沫若的自敘傳小說可以被看做他反思這個時代時，所產生的憂郁情緒體驗。而“成人的憂郁狀態源于人類二元沖突的體驗：一方面，我們對內心召喚之絕對的、年輕的信心已經削弱或滅絕了;我們絕無可能從我們全心地投入其中的外部世界那里，偷聽到指明方向和確定目標的聲音”。[1]由于現實世界與自我的理想世界之間的矛盾是不可調和，個體為了生存必須自己去尋找自我的價值。郭沫若在進行自敘傳小說創作時，我們的國家是處在一個失落的時代。個體在面對民族國家時，是精神無所皈依的迷惘。此時，由于生活的意義已經成了問題，要想獲得總體性的救贖是不可能的，要獲得存在的意義個體只有去探索。作為個體的“我”不得不轉向內部世界尋求自我救贖的方案。而作為探索者郭沫若與其“自敘傳”小說的主人公一樣，在現實生活中有更多無家可歸的迷惘。焦慮的情緒隨之產生。此時郭沫若的小說文本里，主要體現了弱國子民身份認同的焦慮與現實生存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