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以下是小編收集整理的郭沫若的晚年的一些事，歡迎大家閱讀。

　　1963年11月，郭沫若一家從北京西四大院胡同五號搬進氣勢恢宏的前海花園(占地七千平米，前身是和坤私邸的前院)，外人看來風光無限，實則危機四伏。就在這一年夏天，郭沫若最鐘愛的兒子郭世英中斷在北大哲學系的學業(yè)，下放到河南西華農(nóng)場，起因是他與幾名“反動學生”結(jié)詩社，討論文學甚至政治問題。礙于其父聲望，郭世英被當作人民內(nèi)部矛盾處理，以自愿名義下放。

　　郭世英是郭沫若眾多子女中最充分繼承父親才情的，也是最反叛的。周末回家吃飯時，面對滿桌菜肴，他會發(fā)出挑釁的感嘆，表現(xiàn)對“特權(quán)”的不滿：“唉，要是把這些菜帶回學校里慢慢吃，該多好。”有一次，郭世英邀朋友牟敦白到家里玩，在門口巧遇郭沫若。郭世英知道牟敦白極其熱愛郭沫若五四時期的新詩，他指著自己父親的背影說：“這就是你崇拜的大偶像，裝飾這個社會最大的文化屏風。”

　　也許這只是兒子針對父親的無心叛逆之語，但近年來，許多歷史研究者和歷史愛好者，對晚年郭沫若發(fā)出了類似的反思式評價。從五十年代末直至去世，郭沫若寫的大量宣傳時事、歌頌領(lǐng)袖的詩詞，在藝術(shù)價值上難與青年時代作品比肩，有些幾乎令人費解。

失子

　　1967年4月，郭沫若與于立群的三子郭民英自殺。郭民英自幼愛好音樂，1964年在中央音樂學院讀書時，將家中一臺盤式錄音機帶到班上，與同學一起欣賞古典音樂，結(jié)果被批判為炫耀資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崇拜“洋名古”。郭民英深受打擊，退學入伍。他的自殺沒有征兆，也沒有留下任何遺言，當時分析，他患了類似抑郁癥的疾病。

　　1968年4月19日，已經(jīng)從農(nóng)場回京、在北京農(nóng)業(yè)大學繼續(xù)學業(yè)的郭世英，突然被農(nóng)大造反派綁架關(guān)押，由頭仍然是五年前的反動詩社案件。當天晚上，郭沫若將和周恩來一起出席活動，于立群再三囑咐他，見了總理務(wù)必匯報世英被抓。但當時，全國陷入混亂，周恩來已焦頭爛額，郭沫若到底沒把這件事說出口。他黯然回到家中，進院已是深夜，全家都沒睡，都在等著他的消息。于立群情緒一下子崩潰了，反復(fù)質(zhì)問郭沫若為什么不跟總理說。據(jù)他們的女兒郭平英回憶：“我平生第一次聽到父親解釋的聲音是顫抖的，他只說了一句：‘我也是為了中國好。’然后就說不下去了，從媽媽的房間走回他房間了。”

　　僅僅三天之后，農(nóng)大傳來消息：“郭世英已經(jīng)自絕于人民。”26歲的郭世英從樓上摔下來，雙手捆在背后，粗麻繩已嵌進肉里，全身傷痕。周國平來到逝去好友的家中，看到客廳里，于立群坐在沙發(fā)上痛哭。“透過窗戶，我看見郭老獨自在院子里，正彎著腰，切割用牛油自制的肥皂。我走出去，幫他扶住盛肥皂的搪瓷盤，他朝我默默地點一點頭。”

　　后來，郭沫若長時間一個人在書房里，用毛筆在宣紙上抄錄兒子的日記。宣紙被裝訂成冊，他整整抄了八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