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一生致力于世界和平運動，是中國新詩奠基人，是繼魯迅之后被人們公認的文化領袖。

　　與我們歷來詩意的想象多少不同，郭沫若井噴的創作、奮力的筆耕，并不只受到“五四”時期狂飚突進氣息的催動，也是囊中羞澀的表征。

　　接近十年時間的窮偃不起，不特造成生計的艱難，也深刻作用于他的性格和心理，令他充滿屈辱。在這種生活中的郭沫若，開始變得富于敵意，以致“自卑”。

　　重新出現在上海灘的郭沫若，已跟過去斬斷聯系。花六年時間(自1918年起)，遍歷炎涼，終于蛻去舊殼。他不但有了新的世界觀，還揣著判然不同的自我認識、人生目標和生存哲學。這一次，失意、失落、失敗沒有重演。雖然開始在上海仍有一年多的跌宕，但顯而易見，那個過去未曾跳出文人意識的郭沫若，正堅決朝社會的、政治的郭沫若走去，并在沸騰的廣州完成轉型。

　　大概在剛入20年代的時候，郭沫若一改逍遙瀟灑、才子風流情狀，變得煩悶激憤，對生活格外抱有不平，喜歡罵世和談論“無產階級”，乃至主張“暴力”。例如1922年他寫道：

　　世界不到經濟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現實，我的尊嚴，愛的福音，只可以作為有產有閑階級的嗎啡、椰子酒;無產階級的人是只好永流一生的血汗。無原則的非暴力的宣傳是現時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產階級的護符，無產階級的鐵鎖。(《太戈兒來華的我見》)連幾年前情有獨鐘的泰戈爾，也成了唾罵的對象。

　　諸如此類的言語或情緒，突然增多了起來，令人不免詫異。所幸郭氏《創造十年》和《創造十年續篇》兩篇自傳(現編在《郭沫若全集》文學編第十二卷《郭沫若自傳》第二卷《學生時代》，以下引文不另注出處者，均見此書)，留下了較為詳盡的記述可供研究，我們只須將記述人的情緒、心理與事實本身做些甄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