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人格最復雜、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人格最復雜、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甚至慨嘆對郭沫若的聚訟紛紜“恐怕會延續到以后的世紀”①。整體上看，郭沫若在會通中外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構、定型的生態文化人格，對其創作個性的形成與演變影響至深。可以說，正是生態人格與政治人格的頡頏互競，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紀性特征與文化復雜性的人格結構。具體而言，這種生態文化人格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中外文藝融冶的浪漫詩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創造激蕩的青春品性。對郭沫若而言，這種獨特的創造人格具有堅實的世界觀意義，它深層建構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為破解“郭沫若現象”的阿里阿德涅彩線。

　　一、中外文藝融冶的浪漫詩心

　　(一)傳統詩學與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于二十歲之前的國內生活。在這段生命弧線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舊學根底的訓練與古代文藝的研習，孕育了素樸的詩性人格與主情的個性氣質。特別是母親的“詩教”與塾師沈煥章的“詩刑”(從對對到作詩)，在幼年時期就培養了他對文學的興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間熟讀四書五經的唯一好處，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藝”。①按照沈先生教誨，他從讀《詩品》《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起步，逐漸登堂入室，遍覽歷代名家。其中，歷代詩作中尤以《詩經》、屈原作品與唐詩對其影響最大。他青睞《詩經》中帶有濃郁原始風味與民間生活氣息的《國風》，喜歡屈原雄渾的詩品與人品，酷愛唐代詩人王維、陶淵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詩，“特別是他們對大自然的詩意描繪和富于幻想的浪漫主義詩風，更引起他極大興趣”，②他曾評價陶淵明、王維的詩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觸如玉”，③稱譽李白詩篇富于神思奇想、色彩絢麗。在詩學方面，他表示發蒙時讀得最早、最喜歡的《詩品》是其詩學觀的“原型”。正如他后來所申明的：“在十歲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關于詩歌和文藝上的準備教育。這種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幾分把我定型化了。”④在這種詩藝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對中國古典詩學兩大主導詩風——沖淡與雄渾的欣賞與偏愛。

　　劉毅青指出：“中國詩學是從自然審美開始，對自然的直觀構成了中國人的審美起點。同時，中國詩歌的想象是一種自然的聯想，想象并沒有脫離自然的直觀，想象與直觀之間并不是對立的，這在中國詩學就表現為比興藝術的高度融合。”⑤顯然，早期郭沫若的詩學取向、心理構造也可從自然審美、感性直觀等生態視角得到確認。馬秀琴就認為：“感受大自然詩性的內蘊和品格，是郭沫若作為詩人的一個突出特點。”⑥故而當樂山、成都的“新式學堂”無法饜足他對新學新知的渴盼，古詩、古文就成了他泄憤排憂、安妥靈魂的最后棲居地。不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還以古詩為媒，風流自命、倜儻不羈。這不僅加深了他與中國古典文學(文化)的原有聯系，更強化了他與自然、與抒情文學的感情共鳴。郭沫若曾對這段國內求學生涯作過如下總結，“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歲，類似強迫地奠定了我的對于舊文藝的基礎。”⑦劉易斯(Lewis)認為，“在社會和地理流動幾乎不存在的時期，以及文化變遷速度很低的時期，文化趣味與社會階級聯系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時代和青少年時代獲得的，在長大成人之后幾乎沒有什么變化。①”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環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階段，就身處這一較封閉的文化空間，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終身性。正因如此，當青年郭沫若來到社會和地理流動頻繁，文化變遷速率加快的鄰邦日本時，盡管能夠與那里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風格相匹配，卻未能根本改變其飽讀詩書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間，他棄醫從文的動力，譯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東方未來的詩人”(田漢語)的跨越，“開一代詩風”的文化資本(如浪漫主義、自然本位、藝術直覺、宇宙意識、生態情結等)，無不可證之以中國抒情文學的詩學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創造的靈感與源頭。

　　(二)世界文藝與“六經注我”

　　郭沫若與世界文化(文藝)的淵源可追溯至童年時代。戊戌變法后，歐風美雨洗禮神州大地。塾師沈煥章銳意改革、引進新學，采用格致、地理、地質、東西洋史、修身、國文等新式教科書，在峨眉山下的偏僻鄉陬“獨能開風氣之先”。②此外，家塾中還有省城讀書的兄長所采集的《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新學書刊;在樂山讀書期間，有機會閱讀梁啟超譯的《意大利建國三杰傳》、嚴復譯的《天演論》與《群學肄言》、“林譯小說”等，他對《迦因小傳》、《英國詩人吟邊燕語》(通譯《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對司各特(Scott)的《撒喀遜劫后英雄略》(通譯《艾凡赫》)發生“銘感”，稱該書對自己后來的文學創作傾向“有決定的影響”③;在成都求學時，通過學校的英文課本讀到美國詩人朗費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與歌》，令其領悟到“詩歌的真實的精神”。④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發生的這種影響盡管深遠，但相較他留日期間對東西方文化的廣博汲取，國內所受的世界文藝陶冶則更多地體現在導引層面。 　　東瀛留學期間(分為東京時期、岡山時期、福岡時期)，特別是從岡山時期開始，郭沫若大量閱讀了泰戈爾、海涅、歌德、席勒、雪萊、惠特曼等人的詩作，以及北歐文學、法國文學和俄國文學，并編譯了《泰戈爾詩選》《海涅詩選》，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萊的《云鳥曲》《西風歌》等詩作。他傾心泰戈爾詩作的清新平易與創作的泛神論，醉心海涅詩歌的“豐富的人間性”與“近乎自然”⑤的情調，親近歌德的泛神論與“主情主義”，喜歡席勒歷史劇對詩意真實性的強調，推崇雪萊“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⑥詩風，陶醉于惠特曼《草葉集》那雄渾、豪放、宏朗的格調……顯然，上述文學巨匠之所以為郭沫若所鐘愛，是因為二者之間有著較為相似的藝術個性，有著發生“視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們都相當重視自然審美意識與生命意識，極具生命創造個性、浪漫抒情氣息與生態整體主義精神。盧卡奇曾以國別為單位對此作過如下闡釋：“任何一個真正深刻重大的影響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國文學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關國家同時存在著一個極為類似的文學傾向——至少是潛在的傾向。這種潛在的傾向促成外國影響的成熟。因為真正的影響永遠是一種潛力的解放。”⑦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藝的“期待視野”無疑也可作如是觀。也只有從藝術家主體性質出發，我們方能理解為什么“在眾多的西方文學流派和燦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學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義流派，對他的詩歌創作影響最大”①。正是在會通中外詩學資源的美學體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詩學追求，既不滿足“詩麗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滿足“詩雄而不麗”的惠特曼，而以雄麗兼備的歌德為典范，在與時代精神的關聯中“雜取種種”，“化”出了一個全新的抒情主體，這個主體“愛自然的壯美，也愛自然的幽遠”，“愛自然的歡樂、奔騰，也愛自然的恬適，清寧”②，這個主體橫絕天宇、變化萬千、氣勢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內能自噬其體，一如詩人所創造的“女神”“鳳凰”“山岳”“海洋”“太陽”“宇宙”“天狗”“匪徒”，掌控著超越所有時空的絕對自由、無限活力，不僅實現了對“雄”且“麗”的詩美追求，也實現了偉大詩魂對晦暗人間的無窮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