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與郭沫若抗戰前并不相識，二人結怨，確切地說是由于一塊完整的烏龜殼。

　　1927年8月，郭沫若參加了中共領導的南昌起義，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戰爆發后歸國。

　　正是由于這種情形，當郭沫若準備編纂后來號稱“在甲骨學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的《卜辭通纂》時，在日本蝸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們寄來的材料中，有董作賓的《大龜四版考釋》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識到史語所中人的厲害，同時壯起膽子致信董作賓和李濟，懇求一觀大龜四版的全份拓片，以為自己著述作參考。

　　所謂的“大龜四版”就是一個完整的大烏龜殼，從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塊，每一塊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龜四版”之俗稱。

　　此時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國民政府正在通緝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蔣欽點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語所直接隸屬于國民政府(后直接隸屬總統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關系可想而知。李濟與董作賓接信后，覺得郭氏盡管在政治上與國民政府有所沖突，但在如此艱難處境下，尚能堅持研究艱澀的古史與甲骨文字，頗值得同情。

　　于是，經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緝之嫌，甘冒通共連敵的政治風險，以最快速度將大龜四版和“新獲卜辭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說明此拓片尚未發表，僅供參考而已。董作賓頭腦一熱，把自己剛剛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濟的叮囑于不顧，立即將大龜四版的拓片編入他的《卜辭通纂》一書，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進的珂羅版精印出版發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