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郭沫若人品的評價是怎樣的呢?是通過哪些方面來評價他的人品?

信用中的人格問題

　　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史中，曾經發生過六次宗派主義斗爭，其中兩次的直接原因是郭沫若的故意失信。

　　第一次，1921年5月初，茅盾、鄭振鐸聽說郭沫若到了上海， 由郭的熟人柯一岑陪同，盛情邀郭于聞名的半淞園飯店，請他加入文學研究會，幫助把該會的《文學旬刊》辦好。當時他許諾“盡力幫忙”。可是話音未落，他不僅未予幫忙，反而急急在他主辦的《創造》季刊廣告和《創造》第一卷第一期上就指責文學研究會里的人“壟斷文壇”，是“假批評家”，“存在著黨同伐異的劣等精神，和卑陋的政客不相上下”，聲稱要把他們送“到清水糞坑里去和蛆蟲爭食物”;并攻擊、丑化茅盾，恥笑他身材短小、牙齒外露，像只“耗子”，從而挑起創造社與文學研究會的首場論戰，涉及批評、創作、翻譯等多方面的問題，前后耗時近三年，分散了大家的精力，影響了文學的正常發展和實績收獲。

　　第二次是失信于魯迅。其表現更為不佳，做法更有損于自己的形象。

　　1927年，郭沫若參加南昌起義失敗后，于11月初由香港回到上海。(公開)不幾天，他即主動派蔣光慈、鄭伯奇、段可情前往魯迅住處，邀請魯迅聯合起來，共同“向舊社會進攻”。魯迅非常高興，欣然同意，并主張不再另辦刊物，恢復創造社過去的《創造周報》，作為共同園地。不久，郭沫若果然于12月3 日在上海《時事新報》上刊出《創造周報復活了》的消息，同時公布了特約撰述員的名單：魯迅領銜，麥克昂(郭沫若)居二，其余還有蔣光慈、馮乃超、張資平等三十余人; 1928年1月1 日出版的《創造月刊》第一卷第八期也刊載了內容相同的廣告。

　　根據當時的歷史背景，環境條件，如果郭沫若等出于真誠，聯合起來共同對敵，是再好不過的事了。這中間似乎既蘊藉著對魯迅的尊重和私人情誼，又包含著捐棄前嫌、顧及革命全局的苦衷和大義，可以說是為郭沫若一個方面的人格形象繪上了一筆重彩。然而事實并非如此。那與魯迅合作的廣告墨跡未干，1928年1月由郭沫若、 蔣光慈等才剛剛創辦的《文化批判》、《太陽月刊》等刊物，就嘩啦啦連篇累牘發表文章，圍攻魯迅。(包括人身攻擊)說“魯迅終究不是這個時代的表現者”，“阿Q時代已經過去，我們再不要專事骸骨的迷戀，而應該把阿Q的形骸與精神一同埋葬掉”!把魯迅和周作人、陳西瀅等相提并論，指稱他“蒙蔽一切社會惡”、“麻醉青年”，是“反動的煽動家”，比“豪紳還要卑劣”。

　　這時的魯迅還蒙在鼓里，正熱切地期盼著與郭沫若“聯合起來，造一條陣線，更向舊社會進攻”呢!

　　嗚呼!郭沫若等大太令魯迅失望了!如此失信，后來郭沫若還屢屢辯稱這是因為當時從日本回來的成仿吾、馮乃超、李初梨等不同意和魯迅聯合，責任全在他們，而與他本人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