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于公于私，郭沫若的道德意識都很淡薄。他沒有獨立的人格、獨立的思想。

　　郭沫若原來是尊孔的。“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是一個響亮的口號，對此，郭沫若卻有不同看法。他在給宗白華的信中說：“孔子這位大天才要說他是政治家，他也有他的‘大同’底主義;要說他是哲學家，他也有他的‘泛神論’底思想;要說他是教育家，他也有他的‘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底動態的教育原則;要說他是科學家，他本是個博物學者，數理的通人;要說他是藝術家，他本是精通音樂的;要說他是文學家，便單就他文學上的功績而言，孔子的存在，便是難推倒的：他刪《詩》、《書》，筆削《春秋》，使我國古代文化有系統的存在，我看他這種事業，非是有絕倫的精力，審美的情操，藝術批評的妙腕，那是不能企冀得到的……要說孔子是個‘宗教家’、‘大教主’，定要說孔子是個中國的‘罪魁’、‘盜丘’，那是未免太厚誣古人而欺示來者。”

　　20世紀40年代，郭沫若發表了《十批判書》，更是系統地表達了肯定孔子思想的觀點：“孔子是由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的那個上行階段中的先驅者”，“孔子的立場是順乎時代的潮流，同情人民解放的”。同時，他還對秦始皇進行了尖銳的批判，認為“秦始皇統一中國是奴隸制的回光返照”。這種見解和他的“人民本位”歷史觀是一致的。當時，他提出這些見解，一方面出于他原有的學術信念，同時也是有意用秦始皇來影射蔣中正，批評蔣中正的獨裁政治。

　　當時，毛澤東也認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不贊成簡單地打倒孔家店。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毛澤東按照自己的政治需要，愈來愈明確地肯定秦始皇，否定孔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