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的詩作,常常借用神話傳說,加以再創造,從而表達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遭逢亂世,飄忽無常。從中國文人的際遇,想起高人的析解:“中國文人生存的思路,一在入世,登廟堂之高;一在出世,入山林之隱。”回看新中國前30年的亂世,以緘默不語、閃躲回避的居多;或不怕吃虧挨罵,吃得起苦流得起汗,就能生存下來;還有一條路,阿諛逢迎,這使人想起郭沫若。
當政治超越一切,一個虛飾矯情的時代于是產生。那年代高居“文化廟堂”的郭沫若,為文化革命路線搖旗吶喊,聲振中南海。郭被尊稱為“大師”,多年前談論過,我不以為然,原因在他欠缺文人的風骨。

名學者徐復觀曾有細巧的分析:“天分最高,反應最靈敏,遭遇(應作“際遇”)最隆,而似乎不愿意完全出賣孔子的是郭沫若。但他當江青得志時搶先寫詩加以歌頌,及江青被捕,乃搶先寫詞痛罵白骨精。他原來很佩服杜甫,及窺測到毛澤東不喜歡杜甫,便趕快寫《李白與杜甫》來誣蔑杜甫。”有白紙黑字見證,徐老所言不虛。
香港名作家董橋評郭:“郭沫若做文章都在等人家的掌聲,掌聲越多,他的誠意越少。”一針見血,誠哉斯言。
新中國成立,郭受“國賓”禮遇,榮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過后又被委任為政務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流光溢彩,除了應有的學識之外,和他的識時務,處世圓滑密切相關;熟知與領導的共識所在,交心比真理的追求更為切要。
持平而言,郭的一生真的一無是處嗎?也不。他留日學醫,早年回到上海,專力文學,體裁多樣化,創作量也不少,水平如何?見仁見智。他與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創立創作社,創辦文學刊物,可說是中國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
郭對文字改革的意見值得參考。早在1952年他最先提出“中國文字宜橫寫右行,因為眼睛視線橫看比直看要寬得多,文字橫行能減少目力的損耗。”這項建議被采納推行,沿用至今。
再者,郭的書法自成一格,遒勁有力,大江南北的名勝古跡,多處留下墨跡。山石留痕,后人會記取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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