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早期的詩作，常常借用神話傳說，加以再創造，從而表達自己的情感和理想。

　　遭逢亂世，飄忽無常。從中國文人的際遇，想起高人的析解：“中國文人生存的思路，一在入世，登廟堂之高;一在出世，入山林之隱。”回看新中國前30年的亂世，以緘默不語、閃躲回避的居多;或不怕吃虧挨罵，吃得起苦流得起汗，就能生存下來;還有一條路，阿諛逢迎，這使人想起郭沫若。

　　當政治超越一切，一個虛飾矯情的時代于是產生。那年代高居“文化廟堂”的郭沫若，為文化革命路線搖旗吶喊，聲振中南海。郭被尊稱為“大師”，多年前談論過，我不以為然，原因在他欠缺文人的風骨。

　　名學者徐復觀曾有細巧的分析：“天分最高，反應最靈敏，遭遇(應作“際遇”)最隆，而似乎不愿意完全出賣孔子的是郭沫若。但他當江青得志時搶先寫詩加以歌頌，及江青被捕，乃搶先寫詞痛罵白骨精。他原來很佩服杜甫，及窺測到毛澤東不喜歡杜甫，便趕快寫《李白與杜甫》來誣蔑杜甫。”有白紙黑字見證，徐老所言不虛。

　　香港名作家董橋評郭：“郭沫若做文章都在等人家的掌聲，掌聲越多，他的誠意越少。”一針見血，誠哉斯言。

　　新中國成立，郭受“國賓”禮遇，榮登政協全國委員會副主席，過后又被委任為政務副總理兼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流光溢彩，除了應有的學識之外，和他的識時務，處世圓滑密切相關;熟知與領導的共識所在，交心比真理的追求更為切要。

　　持平而言，郭的一生真的一無是處嗎?也不。他留日學醫，早年回到上海，專力文學，體裁多樣化，創作量也不少，水平如何?見仁見智。他與郁達夫、成仿吾、田漢等創立創作社，創辦文學刊物，可說是中國新文學的拓荒者之一。

　　郭對文字改革的意見值得參考。早在1952年他最先提出“中國文字宜橫寫右行，因為眼睛視線橫看比直看要寬得多，文字橫行能減少目力的損耗。”這項建議被采納推行，沿用至今。

　　再者，郭的書法自成一格，遒勁有力，大江南北的名勝古跡，多處留下墨跡。山石留痕，后人會記取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