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顧城被稱作當代的“童話詩人”，他創作的詩篇許多都具有童話色彩，并且經常用一些與動植物、天氣、兒童有關的意象。他的寓言詩也具備“童話性”特點，但同時也有一些區別于其他詩篇的個性特征。本文就從顧城寓言詩的分類和語言特點等方面展開分析，從而揭示顧城寓言詩的獨特個性，使得顧城詩歌的研究更為充實和全面。

一、引言

　　作為“朦朧詩”的代表詩人之一，顧城的詩歌被公認為具有純真、浪漫的童話色彩，他也因此被稱作“童話詩人”。顧城詩作的一部分是寓言詩，這部分詩歌不僅是“寫給孩子們看的故事”，也是供成人閱讀的，具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他的寓言詩不僅設置了一系列鮮明的形象，而且通過這些形象揭示隱藏在故事身后的人生哲理。此外，顧城的寓言詩還具有通俗易懂、節奏性強、善用內心獨白和對話等語言特色。

二、顧城寓言詩的時期分類

　　顧城生前所作寓言詩共90首，集中于1971—1984年之間。其中1978—1981年為其創作寓言詩高峰期，不僅數量多，而且表達的意義也較為多元。顧城寓言詩意象涉及面較廣，動物、植物、人類形象都在詩中有所體現，并且大多為批判、諷刺性形象，意在使讀者得到反思。總體來說，顧城的寓言詩以時期為分類標準，形成了清晰的脈絡。下面詳細進行介紹。

　　1.初期：1971—1978

　　這一時期為顧城寫作寓言詩的初期，共寫作17首，數量較少，所蘊含的意義也較為單一。結合詩人寫作時代背景，我們可以從詩歌中體會到詩人對“四人幫”反動勢力的厭惡和痛恨，以及對“文革”環境中錯誤思想的否定與批判。如《大講“道理”的狼》，講述四只餓狼為了吃到羊而費盡心思大講“道理”，它們大放厥詞：“這些羊修的簡直不能再修了！/竟然渾身上下長滿了肉膘！”“這些羊不是剝削者又是什么？/竟敢整天吞吃寶貴的青草！”但最后牧羊人還是發覺了它們的詭計，四只餓狼在“警笛的呼嘯中”無處遁逃。在這里，“四只餓狼”暗指“四人幫”丑惡勢力，雖然這首詩寫作的時候“四人幫”反動勢力已被清除，但他們的罪惡行徑仍然讓詩人感到憤慨。

　　不僅“四人幫”是這一時期顧城寓言詩中主要批判的對象，詩人還對“文革”背景下產生的一些錯誤思想進行了揭露與批判。如《得意的知風草》，寫“知風草”以為自己懂得“處世之妙”而鄙視掃帚的辛勤工作，但最終被“風暴”沖掉了“腳下的浮泥”。這首詩把“知風草”和“掃帚”做對比，批判了那些毫無原則，跟隨形勢“隨風倒”的人，他們雖然一時得志，但注定沒有好下場。

　　2.中期：1979—1981

　　這一時期顧城創作數量最多，共寫作55首，詩中展示的形象更為豐富，蘊含的意義也更為多元化。總體來說，有如下幾種意義得到表現：

　　（1）批判忽視客觀規律與實際情況的思想與行為。

　　此類作品較多，如《善于發明的農人》《水泡騎士》《窗扇》等。其中以《善于發明的農人》最為典型。這首詩寫了一位“絕無僅有的農人”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的方法，讓小狗去拉套耕地，讓老牛去看院守門，結果都造成了損失。但農人并沒樣吸取教訓，反而又產生了讓母雞打鳴的想法。作者正是通過講述這樣一個荒謬的故事，批判了現實生活中有些人不切實際、忽視客觀規律的做法，在富有趣味的同時又發人深思。

　　（2）批判自以為是、吹噓夸大自身實力的行為。

　　這一類詩歌故事性比較強，也最具喜劇色彩和荒謬意味。如《大豬小傳》，講一只愚蠢的豬自以為自己具有“已經超過了飛機的速度”，非要和鳥兒們比賽飛翔。作者在結尾處點明了詩歌的主旨“最好還是不要夸耀、吹噓”，來告誡讀者。此外，《自大的湖泊》《小鳥偉大記》等作品也有類似意味。

　　（3）批判固步自封、迷信經驗的行為。

　　這類作品有《蝸牛的悼詞》《泥蟬》《河灘》等。在《河灘》中，詩人描述了一位不知變通，一味迷信經驗的車夫，他按以往的思路，以為“一旦大地重新凝結”，陷在泥水中的馬車就會“在鈴聲中飛回家園”，卻沒想到馬匹與車輪最終凍結在泥里，“比堅固的牙齒更難搖撼”。詩人通過這首詩說明了“凝固不變經驗”的可怕，提示讀者一味保守只會陷入現實的泥潭。

　　（4）批判領導者的主觀主義、“拍腦袋”作風。

　　這類詩有《楊樹與烏鴉》《“勵精圖治”的國王》《伊凡的論斷》等，其中批判的對象大多以人類的面目出現。如《伊凡的論斷》中的大法官伊凡，全品自己主觀意圖去斷案，這樣的領導方式無疑是愚蠢的。詩人用這類詩來諷刺一些用“拍腦袋”的方法來做領導的行為，表現了這種行為的危害與荒謬。

　　3.后期：1982——1984

　　后期顧城寫作寓言詩數量減少，詩篇共18首，并且詩歌在形象意義方面也呈零碎狀態，沒有形成完整體系。這時期的詩篇有部分是批判“只有語言，沒有行動”的空談行為，如《副上帝的提案》《人雞之戰》《一種準備》等。值得注意的是這時期寓言詩的故事性雖然不如前兩個時期強，但思想深度卻增加了。詩人放棄了前兩個時期詩歌的直白式的諷刺，而是將思想意義蘊含在文本深處，使寓言詩可供開掘的空間更大。例如《走了一萬一千里路》，寫的是一個小男孩走進峽谷，向炮兵連長借車去“趕救主基督”，而連長說：“不，我不糊涂/我是連長，要回連部”。這首詩看起來很平淡，實際上蘊含的意味大大超過了詩歌語言。小男孩走了一萬一千里路去借車救基督，但連長卻認為小男孩在欺騙他，認為“回連部”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如果說“主基督”是信仰與神性的化身，連長的做法是不是意味著“現代人”對信仰的無視與淡漠呢？詩人沒有明確地表明自身立場，而是通過這首詩讓讀者去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