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都很宿命，當然也很奔命，這些在語言中馳騁的瘋狂者，隨時可能掛在半道。論宿命，是因為詩人天生被命運脅迫，內心永無寧日;說奔命，是強調詩人一直在語言中流浪，千里單騎，萬里絕塵，不舍晝夜。

　　其實我們都被顧城早期的童話色彩蒙騙了，去掉他童話的外衣，撕開他“自我戲劇化”掩飾的內心，就會發現他從小就成熟著一副碩大而詭譎的魂魄，這魂魄浩然到千山萬水，精細到一草一木。

　　拿“童話詩人”說顧城、拿“雪人”說顧城、拿“我是一個任性的孩子”說顧城、拿“在早晨的籬笆上，有一枚甜甜的紅太陽”說顧城，其實是說錯了人。顧城詩歌語言的制高點，不在于早期他成為極左文藝思潮圍剿朦朧詩的“靶子”，而在于他后期顛沛異國達到“零度語言”開悟性的釋放。

　　在他最后幾年的詩歌中，他近乎通靈地把“顧城”演繹成一座“空城”。是啊，錢鐘書寫多少圍城，也圍不住顧城這座空城。因為顧城無城，他的城都在府中，所以他走進了——語言的王府!

　　從1991年到1993年，這是顧城生命中最后的三年，這三年中他一共寫了263首詩(1991年146首、1992年81首、1993年36首)，這三年中，顧城在激流島(新西蘭奧克蘭威克島)上，向他迷途的生命做最后激流探險般的沖刺。其實這最后三年，顧城沒完全封閉在激流島上。他各種旅行——去柏林搞創作、去鹿特丹參加詩歌節、去紐約和三藩市浪詩、去倫敦演講、去塔希提島拜訪高更故居，甚至還抽空回北京待了六天。

　　解析顧城生命的結點和終止符，要從他留給世人的最后一首詩《回家》來尋找蛛絲馬跡。這首詩作于1993年9月3日，寫給杉的。杉，就是顧城結發之妻謝燁 1988年在奧克蘭婦女醫院產下的男嬰木耳。面對天真無邪的親生骨肉，此時的木耳也許是他唯一的安慰，顧城在詩中除了表現出頑皮的父愛，還有一種無法抑制的悲憫情懷——杉/我要對你說一句話/杉，我喜歡你/這句話是只說給你的/再沒有人聽見。果然一月之后，咔嚓一斧了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