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顧城只追求抽象精神世界 對現實生活極度冷漠

　　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顧城是一種奇異的存在，輿論對他總是“不忍責備”。20年前的10月8日，這位“童話詩人”在遙遠的新西蘭激流島上，殺死妻子謝燁后自殺而亡;對于此種暴戾，當年的媒體極少苛責，以致于謝燁之母曾發出不平之悲鳴：“明明是殺了人，居然還有人專門作‘悼念’，愿他‘安息’;明明是從背后活活地劈殺了我的燁兒，卻說成是什么‘殉情’，……明明是一件殘酷的血淋淋的兇殺案，卻弄出‘水仙子’、‘女兒國’、‘絕唱’什么的花花綠綠的東西來!……那些文章，就像砍到我的燁兒頭上的斧頭，如今天天在砍著我的心，我的頭!”

　　時過境遷20年后，不得不承認，謝燁母親的控訴依然是對的。無論當年，還是今天，嘈雜的悼念、追思聲中，“不忍責備”者始終占據主流——譬如某與顧城同時代的女詩人撰文感嘆：“我選擇了一種平凡庸常的生活，工作，丈夫和孩子。而顧城比我更詩人，他不甘委屈，就算餓肚子，也不能忍受紅塵。”所謂“更詩人”，或許正是輿論20年來對顧城“不忍責備”的主因。

　　“更詩人”，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形態，女詩人沒有細說。但顧城有自己的解釋，1986年10月，他在漓江詩會上講過這樣一段話：“偉大的詩人都不是現存功利的獲取者，他們在生活中一敗涂地，而他們的聲音，他們展示的生命世界，則與人類共存。”這種看似帶有強烈“自我犧牲”精神的表述，使人膽戰心驚——在“自我犧牲”的表象下，詩人對具體現實生活的極度冷漠，和對抽象精神世界的狂熱追求，同樣清晰可見。與顧城生前有過密切交往的德國漢學家顧彬，曾如此描述詩人的這種對現實生活的冷漠與痛恨：

　　“謝燁需要衣服，顧城又一步都離不開他妻子，只好陪她去了市區的一家時裝店，他一聲不吭地坐在地上，對他來說沒有什么比生活的具體化更可恨的了。穿衣和吃飯，他后來總是說，在他看來毫無實質”;“顧城談到他的矛盾：被母親慣壞了，他貪愛卻不愿給予。他有賈寶玉情結，像是《紅樓夢》的主角那樣，對他來說少女的世界是純潔的，他想活在其中卻做不到，因為他是男的。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因而他要求謝燁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電影。”

　　從顧彬的這兩段回憶里，已不難窺見顧城夫婦的凄慘結局。一方面，顧城在具體的現實生活中對謝燁有著無盡的依賴;另一方面，詩人又奢望謝燁能夠充當自己虛構的理想世界的代言人。前者要求謝燁全盤負責詩人的衣食住行及其作品的整理、出版，離開了謝燁，詩人將喪失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創作也無法繼續;后者卻“要求謝燁什么都不干，呆在家里，也不去看電影”，因為“女人只有無所事事才顯得美”。這種沖突，無時無刻不存在于顧城夫妻之間，顧彬說，1992年3月份的一天他們去顧城家做客，“謝燁很高興，因為她又可以燒菜了，不是來了客人嘛。在新西蘭顧城不準做飯，規定全家人吃植物、野菜。”不許做飯燒菜尚在其次，詩人甚至不允許妻子過一種“相夫教子”的正常生活：“塞穆兒寄養在一戶毛利人家， 當親兒子一樣。他早就被送去了，顧城討厭這孩子，……謝燁臨死前的幾天總是問她在新西蘭的朋友，是自己還是孩子死了的好。她總是想方設法與孩子在一起。顧城離開北京到明斯特前愛上一個叫李英的女孩，他在新西蘭開始纏她。謝燁給她出了機票，一個冬天都把丈夫讓給她，自己好跟孩子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