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中國詩壇的最大事件莫過于顧城之死。每一個朦朧詩的愛好者都感到分外的震驚，誰也難以將一個寫下了大量優美詩篇的童話詩人與一個殘忍地用利斧劈死愛妻的殺人犯聯系在一起。但事實不幸就是如此，令人們困惑不已。

　　在眾多的評論中間，我注意到評論者們的尷尬，他們中的大部分人所面對的只是顧城的某一個側面，或者將詩人之死詩意般地美化，小心翼翼地對他的罪惡表示惋惜;或者義憤填膺地要“除他‘詩’與‘人’之名”，對輿論詩化顧城之死看作是社會良知的墮落。然而，這一事件的意義也許不在于褒貶顧城本身。蓋棺論定，關于詩人的是是非非，我相信每一個有起碼正義感和道德心的人都會達成基本的共識。對于我們來說，如何將顧城那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形象加以整合，找出其內在的邏輯關聯，并從中窺見人性的隱密，這才應該是人文關懷的真正所在。

　　一、抽象的詩人世界

　　關于顧城，王安憶有那么一段在我看來是極為精當的評論，她說：“顧城的世界是抽筋剝皮的，非常非常抽象，抽象到只有思維。……生活在如此抽象的世界里，是要絕望的。假如我們都很抽象地看世界，都會絕望。我們不會去死，因為我們對許多事情感興趣，我們是俗人。”

　　大凡詩人都有自己的世界，這是他夢中的伊甸園，是他超越世俗、用詩的語言拼砌成的彼岸圣地。然而詩人不免要生活在此岸之中，他同時又是一個凡夫俗子，人所具有的他皆具有，就在兩個世界之間，詩人保持著靈與肉、價值與功利、審美與理性的微妙平衡。唯獨顧城，在他的人格之中只有一重世界，那就是自孩提起他大腦袋里面所裝的自我迷戀的形而上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