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著名的詩人淪落成為殺人者的顧城，讓人們非常的震撼，也非常的遺憾。那么，他為什么會這樣呢?他是不是存在著“兩個極端”呢?今天，就來談談兩個極端上的“顧城”。

　　從童話詩人到殺人犯，無論是顧城本人的生命還是評論界對顧城的評價，都出現了兩個極端，擁護顧城的人把其捧上詩歌的王座，貶低顧城的人則將其稱作惡魔。站在文藝與道德的兩座山峰上，“詩如其人”已經不能確切地用到現實當中。或許是顧城的詩本就血腥，卻被世人誤解，或許是人都有善惡兩面，一面的消失能暴露另一面的原形。

　　就我個人而言，我對顧城的詩是極其喜愛的，我不相信顧城是個嗜血成性的人，也不相信顧城詩中的“小花”“小草”是在血泊中生長的。我不否認顧城殺妻的事實，也不否認顧城應當受到道德的譴責，我否認的是那些極端的批判態度。

　　二十年前的事我就不提了，我來講講現在，一個應當反思詩歌與道德的關系的現在。前些日子姚全興先生在《文學報·新批評》第58期發表了《請摘去顧城璀璨的光環》一文，文中對顧城的指責以及對詩人應當有道德心的建議是相當正確的，就是批判的怒氣過了點，難以打動人心，甚至讓人找不到主題。按照姚先生的《請……》一文的開頭對紀念詩人顧城的活動的描寫，以及文章最后對詩歌理想國的設想，就像是去紀念顧城的人都為尊者違，都要因此被趕出詩歌界才行。我覺得這大可不必，我相信參加詩人紀念活動中的人都是善良的文人，舉行詩人的紀念活動不是罪過，無可厚非，如果硬要拿過去的殺人過錯來全盤否定，我就不知道這恰不恰當了。太陽的光環是它自己的，摘不去，星星的璀璨是太陽給的，滅不了，姚全興先生想要摘去顧城的光環，那得把顧城的詩歌銷毀，不然就只能把讀者的眼睛刺瞎。

　　在《文學報》的一篇文章里，也就是姚先生的《請……》一文下面的艾華林先生的那篇文章里，有這么一句話——文學評論家一味的唱贊歌，或則一味的批評挑刺，這只能讓文學批評偏離正常的軌道——講得實在是太好了，由此讓讀者我覺得姚全興先生在道德上的指責過多，而就事論事的精神也顯得淡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