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城在新詩、舊體詩和寓言故事詩上都有很高的造詣，其《一代人》中的一句“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成為中國新詩的經典名句。

　　轉眼顧城去世已經將近20年了。按理說，人們對他的評價早應該是蓋棺定論了，但事實是，即使過去了這么多年，人們面對他時依然是困惑的、遲疑的。人們把最高的贊美給了與火車不期而遇的海子，給了在大學教書的北島，給了在精神病院的食指，而當人們準備把相同的榮譽給顧城時，卻舉棋不定——一切皆因為顧城生命的最后那瘋狂的一舉，他到底是什么?一個偉大的詩人，一個絕望的自殺者，還是一個無情的殺人犯?人們心中總有一條道德底線，無論是誰，即使你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你都沒有殺人的特權。

　　事實上，正是因為顧城及其作品的爭議性，對他及其作品的回顧永遠也不會過時。正是在他的成長經歷中，在他的作品中，隱藏著他內心深處最深的秘密，隱藏著他的生、他的死、他的愛、他的欲，也隱藏著我們每個人心中的天使和魔鬼。

　　顧城的作品中，除了他那些著名的詩選，還有早些年出版的大概可以歸為小說的《英兒》，歸為散文的《墓床》，近期出版的《顧城哲思錄》等。對于《墓床》的記憶我已經變得模糊，但即使是這樣，我都知道《顧城哲思錄》大概超不過《墓床》的范疇，即使《顧城哲思錄》是《墓床》的回顧依然會再一次震顫我們的心靈，而那顆震顫我們的心靈又是怎樣一顆心靈啊?

　　《紅樓夢》里說林黛玉“生不同人，死不同鬼”，如果在這個世上還有這么一個男人“生不同人，死不同鬼”，那這個男人只能是顧城。林妹妹寫詩還有那么一點點虛榮心，顧城寫詩只是為了過上一種真實的生活：“我寫詩，如果說是為了什么的話，大約就是為了一個真實的生活，平常我不像是活的，缺乏一種真實的感覺，詩的到來使我快樂，使我震撼甚至恐懼，總之進入一種真實的生活。”但顧城又不承認詩是他自己寫出來的，他寧肯相信詩是通過他這塊土地自然生長出來的：“我寫詩更像是土地現象，而不是人的現象，我欣悅詩的成長，也接受它的滅亡，接受滅亡之后的無限生機。”

　　透過這些只言片語，我們已經看到顧城是如何把自己逼向了生的極致，他對生的極致追求是如此至極，他甚至都厭惡自己的身體需要依靠這個世界：“我想過一種不依靠世界的生活，因為我覺得有一個恨，就是恨我這個身體，因為它，我就得依靠這個世界，這個時候我覺得我思想比較極端，我就覺得很恥辱。”

　　顧城厭惡現實的世界，他需要的東西只有一個，那就是美，他說：“美是唯一的真實，當他到來時，一切都形同虛設。”、“如果沒有美，我可能毫無信仰。”他本身是美的創造者，對于我們的先人創造出來的美，他從來都是不惜譽美之辭的：

　　“我心目中的中國，是‘鴻雁長飛光不度，魚龍潛躍水成文’的中國，是‘紅豆生南國，春來發幾枝’的中國，這是我喜歡的中國。《紅樓夢》中的清潔、獨斷、自在的女兒性，這一女兒性和中國的自然光明的佛性的重合，中國哲學至《紅樓夢》顯現為這么一種清凈的女兒性情，東方的美麗真是達到了美的極致。對于我來說，這是中國，她給我生命，她讓我感覺到生命，她的光和水通過我，讓萬物充滿生機。”顧城一再強調女兒性情，他最終建立“女兒國”，我們都可以從中找到淵源。

　　生的極致是美，美的極致是死，所以我們毫不奇怪，顧城一次次說自己是一個已經死了的人，一次次表現出對死之神秘的好奇，我們也不奇怪，他最終會自殺身亡。我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為什么會把斧頭揮向了那個像母親一樣愛護他的女人，他自己聲稱是英兒把魔鬼引進了他的心靈，我們寧肯相信，他那舉起斧頭的雙臂那時受到了魔鬼的掌控。

　　榮格在比較自己和尼采的不同時這樣說：“我確確實實存在著，我并不像尼采那樣是一張白紙，在精神的強風中到處亂飛。尼采失去了其立腳的根基，原因在于他除了他思想里的內心世界便一無所有——應該說，他的內心世界擁有他要比他擁有前者更甚。他斷了根并在大地上空飄蕩，因此他不得不采用虛夸和不現實的辦法行事，但對我來說，這種不現實卻是可怕的根源，因為說到底，我是以今生今世作宗旨的，無論我是如何執著或者洋洋自得，我總是懂得，我正在經歷的一切，最終總是歸結到我的這種現實的生活的……” 這其實也正是我等俗物與顧城的不同，哪種更好，誰又知道呢?

　　多年前，關于顧城，我曾經寫下如下幾句話：“你用你的死，讓別人成為你的罪人，也讓你成為別人的罪人，而黑色總顯得那么重，那么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