擁有“童話詩人”之稱的顧城，在我國現當代詩歌史上留下了許多優美的詩篇，他不僅為我們營造出了一個至真、至善、至美的童話世界。

　　與“童話詩人”顧城對話，發現這位世俗世界的弱者與藝術世界的天才竭力守護著屬于自己的凈土，用他純凈憂郁的眼睛俯視著塵世，用他清新靈動的詩句喃喃著他的絮語。然而，詩人的靈魂不滅于世的載體卻是他的詩歌，也是他真正的精神內核。

　　一、尋“我”――窮盡一生的追尋

　　顧城在《顧城詩全篇》代序的《答記者》一文中曾對記者關于“我”的提問中做出過這樣的回答：“一種青春的沖動、一種內心的矛盾和一種要求統一這種矛盾的本能促使我尋找‘我’。”“我找到了在不斷變化中的‘我’。”在顧城不斷尋“我”的過程中，他經歷了四個階段：“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無我”。這四個階段也見證了他的一生，是他的精神世界與詩歌世界的完美寫照。

　　“自然的我”，也就是詩人生活的1969―1977年間。在這期間顧城隨父在鄉下插隊，他充分親近大自然，詩歌中充滿了孩子氣與夢想，是作者在與自然對話、與自己對話。

　　“文化的我”，也就是詩人生活的1977―1982年間。在這期間，顧城回歸都市，開始從人的角度來觀察世界，發現社會的“我”、文化的“我”，并試圖與社會中的人相通。

　　“反文化的我”，也就是詩人生活的1982―1986年間。這是顧城作為都市社會的“異鄉人”痛苦掙扎、倔強反抗的幾年，他懷著一種破壞與摧毀的心理用反文化的方式來對抗文化對于我們的統治與壓迫，以圖來改變世界，改變“我”。

　　“無我”， 也就是詩人隱居生活的1986―1992年間。顧城認為：“全部的錯誤就在于尋找。當我思考‘我’的時候，我已不存在。”“‘無我’就是不再尋找‘我’，我做我要做的一切，但是我不抱有目的。”顧城從目的中解脫出來，通過講真話，表現出一種生命的自在與想象力。放棄了改變世界、改變“我”的幻想，他以堂・吉訶德式的意念生活在自己預想的故事里面，在不以任何目的為前提的條件下想入非非，融入到自己內心的那一片“天國花園”。此刻的他又回到了一種與宇宙合為一體，回歸自然，超脫社會的狀態，并試圖為人類所面臨的共同的精神困境尋找出路。而最終，顧城也確實為人類找到了一條出路，至少在他看來這是一個最終歸宿，即返歸自然。

　　在尋“我”的過程中，尋求個體生命意義是其終身的情結，顧城曾說過：“神對于我來說是一種光，是一種純凈的感覺，是一種純凈的心境。鬼對于我來說是我在現實生活中的一個化身、一個旅行。人對于我來說是一種名稱 ，也是二種概念。昆蟲對于我來說是一種沒有妄想的生命，它不會變得很大。”⑥很明顯，這四個意象正好對應了“自然的我”“文化的我”“反文化的我”“無我”這四個階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