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奧斯特洛夫斯基的《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為何會在中國？我們一起來探討與學習。

　　一、傳播歷程：保爾柯察金現身中國

　　(一)建國前后

　　長期從事中共黨史研究的唐正芒教授對《鋼鐵》傳播史有系統研究：《鋼鐵》最早的中文版是段洛夫和陳非璜由日譯本轉譯的。而梅益翻譯的版本影響力最大。早在1938年夏，八路軍上海辦事處秘書長劉少文將阿歷斯布郎的英譯本《鋼鐵》交給梅益翻譯中文版。新知書店(由中國共產黨直接領導的一個宣傳出版陣地)的負責人也常督催梅益的翻譯工作，梅益每次到“新知”來，總經理徐雪寒開口就問：“老梅呀，你的‘鋼鐵’‘煉’得怎么樣啦?”梅益總是紅著臉結巴著說“在‘煉’、在‘煉’……”1942年5月，《鋼鐵》的梅益譯本終于問世，除在上海秘密發行外，還被運往蘇皖邊區、膠東和浙東根據地及大后方等。抗戰勝利后，新知書店總管理處從重慶遷回上海，于1946年初重排出版了《鋼鐵》。自1946年6月到1949年8月，大連中蘇友好協會、河北朝成冀魯豫書店、太行群眾書店、太岳新華書店、中原新華書店、華東新華書店、山東新華書店和讀書、生活、新知三家戰后聯合而成的光華書店總管理處等，都曾分別翻印發行這個版本。“1949年10月共和國誕生前后，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又先后在北京、上海和重慶等地印行梅益譯本9次7.6萬冊。1952年，梅益譯本的版權轉交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后經劉遼逸重新校閱，到1965年6月共印行46次，印數達136.9萬冊。”(唐正芒：《新知書店與<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中文譯本》，《黨史天地》2000年第11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標作者姓名)

　　當時還涌現出大量的《鋼鐵》縮寫本和改編本。此外，《鋼鐵》還以話劇、電影、連環畫的方式在國內傳播。據武漢大學教授方長安等人研究，從1950年到1954年8月底，先后有中國青年藝術劇院、華東海軍文工團、武漢市青年文工團、重慶市文工團、山西省文工團、甘肅省話劇團等演出話劇《保爾柯察金》，共計295場。中國青年藝術劇院又在1962年再度上演該劇。《鋼鐵》的影片也于1950年、1957年上映播放。1959年，《鋼鐵》連環畫的上集(共224幅畫)以64開本出版，并于1963年6月和下集(共220幅)以48開本同時出版，共印25萬冊，成為重點保留書籍，并榮獲1963年全國第一屆連環畫創作繪畫三等獎。(方長安、戶松芳：《<鋼鐵是怎樣煉成的>在新中國“17年”的傳播研究》，《廣東社會科學》2006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標作者姓名)

　　臺灣“中研院”副研究員余敏玲對北京大學宣傳保爾精神做過一個深入的案例研究：1957年1月，奧斯特洛夫斯基的夫人來華訪問，并到各級學校講述奧氏生平事跡與宣揚保爾精神。北京大學共青團打鐵趁熱，為宣傳保爾精神，即以北大學生黃堅的案例，透過師生討論的方式，引導學生學習保爾精神。黃堅十六歲時，家鄉成為共產黨統治的地區，父親也因而有了工作。他在學校曾是第一批積極分子，加入青年團。參加土改宣傳工作時，他與同班一女同學成為好友。抗美援朝時，共產黨號召參軍。黃堅決心放下書本，報名參軍，并說服女友一同參加。臨行前，女友突然變卦不去。五年后，黃堅從解放軍轉業，考上北大，重回學校。一次偶然機會，兩人重逢，黃堅得知女友已從大學畢業，現在科研機關工作，她與她的丈夫已在科學刊物上發表過好幾篇論文。黃堅不禁要自問是他自己錯了，還是女友錯了?黃堅因為進步而參軍，卻庸庸碌碌過了5年，如果不醒悟，還會庸庸碌碌過一輩子。他得到的痛苦結論是，他為了政治活動，放棄了學業，等于是放棄了為人民服務的本錢。歲月不饒人，生活的經驗證明：忽視政治的人占便宜。這些人將時間用在學業，學到了真本領;而政治活動只是說說而已，不能解決問題，黃堅最后的結論是，過去他“太幼稚了。……對一切都是那么迷信，要追求電影小說里描寫過的生活。幾年來，我明白了，這種生活，這種犧牲一切的英雄，在現實中都是沒有的，他只不過是作家和藝術大師們的理想而已。以往，我正是吃了幼稚的虧，現在應該老練點了”。但黃堅對這樣的結論又有幾分疑惑與不安。他覺得自己在政治上嚴重的掉隊，不知如何是好。他也曾想到要退團，省得成為團組織的包袱，也省得心里不安。但他又沒有這樣做，卻不曉得往后的路該怎么走?他將自己的問題投書到北大校刊，請求指點。

　　黃堅的投書，引起了學校師生熱烈的討論。有讀者認為黃堅的看法不完全錯，因為用心于學業和參與政治，在時間上會起沖突，而學生的本份就是以學習為主。另有讀者認為黃堅也指出部分客觀事實，亦即如果他不參軍，在學業上會有更大的成就，這對科學落后的中國貢獻更大。但是也有讀者提出自己曾有過類似黃堅的經歷，并堅持他的選擇是對的，因為在北大生活美好的一切，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他也以參加這革命斗爭為傲。黃堅參加抗美援朝并沒有白白浪費生命，在書本知識上雖落后，卻得到生動、深刻的教育。在革命的路上并沒有停滯與落后。這樣的敘述與觀點和保爾自我反省后，對自己一生做出的結語幾乎如出一轍。同時，有更多的讀者認為黃堅將個人名譽，地位與革命貢獻棍為一談;他沒有正確理解對革命貢獻的問題，反而蒙上了個人主義的陰影。這些讀者一致認為黃堅過去所做的并沒有錯，錯的是現在的想法。他們呼吁黃堅應該鞏固革命的人生觀，不要計較個人得失，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真正的幸福是生活在集體中，共同為革命犧牲奮斗。

　　最后，北京大學青年團團委會宣傳部總結道，應該學習保爾的精神：“那種對敵人無比的恨，對黨、對人民、對社會主義祖國無比的愛，學習保爾在平凡而又偉大的勞動中吃苦耐勞、艱苦奮斗的精神，來保衛我們的社會主義道路，推進我們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黃堅的經歷與問題在當時的青年之中具有相當的普遍性。共青團透過這樣的討論方式，無疑是要將保爾精神更深入青年的生活。(余敏玲：《蘇聯英雄保爾柯察金到中國》，臺灣《新史學》2001年第4期。以下凡引此文只標作者姓名)

　　余敏玲認為：中共建國初期，所有的政策，都是向蘇聯一邊倒，文化政策自然也不例外。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的第五天，中蘇友好協會亦隨之成立，總會長劉少奇致詞道：“中國革命在過去就是學蘇聯，以俄為師;今后建國，同樣是要以俄為師。”50年代的中國大陸有個十分流行的口號：“蘇聯的今天是中國的明天。”以俄為師，幾乎成了政府推行的全民運動。在宣揚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蘇聯人民幸福生活的同時，難免出現一些夸大的現象。例如一位四川中學教員說：“蘇聯有一秒鐘飛千多里的飛機。有長生不老藥。”有些農村宣傳員夸耀蘇聯農民加入集體農莊后，生活獲得巨大改善，甚至說“蘇聯的豬每天吃水餃。”在這樣的前提之下，以蘇聯社會主義寫實主義的經典之作《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作為塑造大眾文化的工具，再適合不過了。

　　值得一提的是，這本在大陸十分風行的小說，也曾悄然在臺灣發行。只是在50年代的臺灣，由于不同的意識形態與政治環境使然，這本在大陸被力捧的紅書，到了臺灣卻變成禁止的書。國民反動派當局不但不鼓勵人民閱讀，反而會因為閱讀該書而惹禍上身。當時曾有12名臺灣青年以叛亂罪名被軍方起訴，其中的一條罪名就是向人宣講“匪”書《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余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