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一篇“岳陽樓記”令當年的大宋皇朝一時洛陽紙貴,文人墨客爭相傳頌。其行文之華麗,思想之深邃,不用多說。作者“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曠達胸襟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偉大抱負更是后世學習之楷模,被朱熹稱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
這篇文章一般被認為是范仲淹人格理想的真實寫照,這固然沒錯,但這遠遠不是開創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理想人格的先河之源動力。宋朝在繼承的基礎上,發展和完善了隋唐的科舉制度,對中國整個社會產生了深刻的社會影響。君主和貴族的政治演變為君主與士大夫的政治,普通百姓通過科舉來入仕。“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此晉升到士大夫的地位,打破了過去給貴族所壟斷的從政之路,于是士的階層應運而生。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士”必須要依附于皇權的力量才可能發揮其改造社會的作用,但其與生俱來的使命感,使他必須要對抗君權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哪用怎樣的精神理念、原則來指導和規范他們的一言一行呢,怎樣的理想人格才是他們的典范呢。于是,構建士大夫的理想人格成為那個時代的歷史重任。
在先秦時候,孔子已經提出作為士的行為準則。“寧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于刑戮”。“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天下有道則現,無道則隱”。“邦有道,谷;邦無道,谷,恥也”。“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也說,“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點明士在出世與入世之間應該如何去取舍的人生哲學。雖然孔孟是大圣人,說出來的話幾乎都是金句,這固然沒錯。但范仲淹覺得還遠遠不夠,這只不過是一種被外部力量所驅使的行為而已。問題不是在于邦有道或無道的時候人應該如何做,而在于不管是有道或者無道你都應該堅持用同樣的原則去做。強調內心的自由與自律才是構建自我人格理想的方法,真理與準則不依賴外部力量所給予,不需要外求,真理就在我們的每一個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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