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牧（８０３～８０５３）字牧之，京兆萬年（今陜西西安）人，大和二年（８２８）進士，后來長期在各方鎮為幕僚，武宗會昌以后，曾任黃州、池州、睦州刺史，大中年間回長安任職，官至中書舍人。有《樊川文集》。

　　杜牧出身于一個世代為官的家庭，他的祖父杜佑，為三朝宰相兼名學者，著有《通典》二百卷。這種出身是杜牧一直很自豪的，對于他的人生理想也很有影響，他在《上李中丞書》中說，自己關心的是“治亂興亡之跡，財賦甲兵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他曾寫過《罪言》、《論戰》等有關政治、軍事的論文，曾注過《孫子》十三篇，還多次引古論今地給當政者寫信議論政治、軍事方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平生五色線，愿補舜衣裳”（《郡齋獨酌》）。

　　可是，就算他真有管仲、諸葛之才，也未必能把唐王朝這件千孔百瘡的衣裳補好了，何況他在中進士后十年時間里，大部分時間都在幕府沉淪下僚，直到四十歲才當上州官。因此，他時常又感到失望，四十四歲時在池州刺史任上，還發出“為吏非循吏，論書讀底書”（《春末題池州弄水亭》）的牢騷，任州官以前，更是以落魄公子、風流文人的身份，流連于酒市妓樓。所謂“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遣懷》）式的放蕩形骸，所謂“嗜酒好睡，其癖已痼”（《上李中丞書》）式的懶散頹廢，與他心中時時想參政治世的雄心壯志，正好完整地表現了杜牧的心靈。

　　史學世家的遺風和對現實政治的關切，在杜牧那里沒有機會像他祖父那樣施展于實際政務或歷史著述，卻在他的詩中形成一種深沉的歷史感。一些登臨詠懷之作，別人寫來大抵是流連山水，描摹自然，而杜牧寫來，卻常常融合了對自然、社會、歷史的感觸，總有一種傷今懷古的憂患意識，如《潤州二首》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