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最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青年時代，和許多盛唐詩人一樣，也有過“裘馬輕狂”的漫游經歷和“致君堯舜”的理想抱負，但他一生窮愁潦倒，遭遇坎坷，在感情上更能體驗到下層民眾的疾苦，因此他的詩歌不僅包含了豐富的時代內容、鮮明的時代色彩和強烈的政治傾向，而且充溢著眷顧祖國、同情民眾、不惜自我犧牲的愛國主義精神。特別是在安史之亂時期，杜甫目睹了唐帝國有由盛至衰的過程，對百姓的苦難更是感同身受，當初“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憶昔》）的所謂理想世界已經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萬方多難”的時代，是“乾坤含創痍”“人煙眇蕭瑟”（《北征》）的國土，是“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的傷感，復雜的階級斗爭、民族矛盾以及統治階級之間的內部沖突，不僅造成了生靈涂炭和國家的嚴重危機，也把杜甫卷入了生活的底層，使他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政治抱負徹底破滅，于是他只能“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面對蒼天來表白“濟世敢愛死，寂寞壯士驚”（《歲暮》）的志向，抒發自己的身世之感和家國之悲，把自己憂國憂民的滿腔赤誠寫進詩歌，把自己的喜怒哀樂和歷史的盛衰起伏緊密地結合起來，《登高》就是其中富有代表性的一首。

　　這首詩歌寫于大歷二年（７６７年）秋天，是杜甫寄寓夔州時所作。詩人從唐玄宗天寶十四年７５５年）開始挈婦將雛，流浪漂泊，倍嘗生活的艱辛，直到唐肅宗廣德元年（７６３年）。公元７６７年的時候，雖然安史之亂已經結束四年了，但是地方軍閥為了爭奪地盤，擴大自己的勢力范圍又乘機而起，社會仍然是一片混亂。這時，杜甫已經是一位漂泊受難、飽經滄桑的五十六歲的老人了。他目睹了安史之亂給唐朝帶來的重重創傷，感受到了時代的苦難，家道的衰敗，也感受到了仕途的坎坷，晚年的孤獨和生活的艱辛，心中百感交集，寫下了這首慷慨激越、動人心弦，被稱為“杜集七言律詩之冠”的《登高》一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