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杜甫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所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詩人可以相比較的;杜甫詩歌在藝術上所達到的純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國浩浩蕩蕩的文學長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詩人能夠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學輝煌顛峰的不朽詩人。

　　杜甫是我國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的詩歌所反映社會生活的廣度和深度，是很少有詩人可以與之相比較的;杜甫詩歌在藝術上所達到的純熟、精湛的程度，在我國浩浩蕩蕩的文學長河之中，也是很少有詩人能夠企及的。杜甫是站在唐代文學輝煌顛峰的不朽的詩人[1]。他的詩歌廣泛地、深刻地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重大歷史事件和社會矛盾[2]。因之自唐以來，他的詩就被公認為“詩史”。

　一、杜甫詩歌的思想性

　　早在唐代，杜甫就有“詩史”之稱[4]。因他的詩不僅廣闊地反映了唐王朝由盛而衰過程中的社會面貌，形象地再現了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重大事件，而且更重要的是詩人滿懷同情地真實反映了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他們的情感，愿望和要求，誠摯動人地表現了他的至死不渝地愛國熱忱，深刻地揭露和有力地鞭韃了統治階級各種禍國殃民的罪行，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現實主義精神[5]。

　　(一)反映民生疾苦，表現對人民的深切同情。杜甫廣泛而深入地體驗到人民的痛苦，他的詩歌反映了廣大人民在戰亂中、在賦稅剝削和不合理兵役制度壓迫下的痛苦遭遇。“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是杜甫關懷、同情人民的博大胸懷的真實寫照。當他親眼目擊不義戰爭的征戎造成人民生離死別的慘象時，便寫出《兵車行》那樣的長歌，對人民深表同情。在安史之亂中，親見了殘酷的兵役所造成的各種悲劇，則寫下“三吏”、“三別”等詩篇分別加以反映，字里行間可看出詩人的淚痕。人民的貧窮，痛苦來源于統治階級的剝削、壓迫，對此，詩人勇敢地加以揭露：“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韃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人民在戰亂中，在剝削，壓迫下喪失了起碼的生活條件，被迫出賣兒女哀哀痛苦的慘狀都被詩人反映在詩里：“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枯棕》)尤其可貴的是，詩人在自身極其艱難、痛苦的境況下，也能推己及人，關懷更為不幸的人民。

　　(二)憂國憫時，表現深摯的愛國感情。杜甫關心國家命運，他的大部分詩篇憂國憫時，流露出真誠感人的愛國熱忱，“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北征》)正體現詩人始終如一的憂國情思。杜甫對平亂期間的軍事、政治、外交都曾在詩中表示過卓越的見解。他認為不宜多借用回兵來評亂：“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 (《北征》);更不宜讓他們留在中原，招致禍患：“花門既須留，原野轉蕭瑟”(《留花門》)，詩人切實感到要評定叛亂，必須依靠人民進行反侵略戰爭。他自己的理想雖然落空，可是還寄希望于朋友，他曾冒受死進諫，也要求朋友們“臨危莫愛身” (《奉送嚴公入朝十韻》)。他的喜怒是以國家的盛衰存亡為轉移的。他為叛亂平息，國家復歸一統而喜：“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也為戰亂不息而憂：“萬國城頭吹畫角，此由哀怨何時終”(《歲晏行》)。詩人到死不瞑目。

　　(三)揭露統治階級荒淫腐朽，表現強烈的憎恨感情。杜甫勇于揭露弊政。抨擊上層統治階級的昏庸腐朽和驕奢淫逸。“必若救瘡痍 ，先應去蝥賊”(《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正表現出他這種清醒的批判現實主義的戰斗精神。詩人痛恨統治集團荒淫的生活。在詩歌中把統治集團的豪華奢侈和人民餓死亡加以鮮明、強烈的對比，是非愛憎，了了分明。杜甫抱著“濟時敢愛死”(《歲暮》)的獻身精神，“疾惡信如仇”(《除草》)，對于一切危害人民、國家的人和事，都象“芒刺在我眼” (《除草》)一樣，加以揭露和批判，這是以前詩人所不及的。

　　(四)歌詠自然景物，抒寫親友之間的深情厚誼。杜甫一生始終洋溢著真摯火熱的激情，即使在政治上迭遭打擊，在生活中屢受折磨，也從末低落和消沉。政治態度上出如此，對日常生活及自然景物也無不充滿著深摯的感情。在其吟詠自然景物、懷念親友、詠史懷古的作品中，也常表現出他熱愛祖國、同情人民、關心時政的思想感情。公元763年臘月，吐蕃陷長安，大肆劫掠，詩人在蜀中見到山花早開，在其《早花》詩中流露出對京城，時局的滿腹憂慮;《登樓》更是這方面的名作，對景傷時，寄恨無遙深。《月夜》和《月夜憶舍弟》是他懷念親人的名篇。杜甫懷念李白的詩歌寫得即多又好，其中有對李白的傾慕;有對李白的同情，并為之鳴不平。鑒于以上杜甫本人被譽為“詩圣”的桂冠。

　　杜甫的詩歌的思想性決定了他詩歌的藝術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