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歷來有以文論詩傳統，杜甫卻另辟蹊徑，發“以詩論詩”先河，即以絕句的形式進行詩歌批評創作。下面一起來看下!

　　我國古代素有以文論詩傳統，如《文心雕龍》、《詩品》等專著。直到杜子美的出現，才另辟蹊徑，發“以詩論詩”先河，即以絕句的形式進行詩歌批評創作。雖然沒有形成系統的詩歌批評理論，但卻深深影響后人，如南宋戴石屏之《論詩十絕》、金代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首》、清代王士禎《戲仿元遺山論詩絕句》三十五首等等。

　　隋唐以來，尤其在初唐，仍然深受齊梁宮體詩風的影響。為了儒學的復興，文壇上刮起了復古風，陳子昂、李白等人近風雅、倡風骨的主張，一時蔚然成風。但是文學的變革非一朝一夕之事，且二人過分鄙薄近體詩歌的批評有失允當，帶來了一些弊端，“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實;效齊、梁則不逮于魏、晉，工樂府則力屈于五言，律切則骨格不存，閑暇則纖秾莫備。”(元稹《唐故檢工部員外郎杜君墓系銘》)正是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杜甫創作了論詩絕句，盡量以公允的態度審視每一時代的作者、作品。

　　杜甫論詩詩作應首推《戲為六絕句》、《偶題》、《解悶十二首》，單看題目，有“戲”、“偶”、 “解悶”的字眼，似乎有游戲、隨意之嫌，但以杜甫歷來嚴謹的創作態度，必定別有深意。據仇兆鰲《杜詩詳注》所載，《戲為六絕句》“此為后生譏誚前賢而作，語多跌宕諷刺，故云戲也，姑依梁氏編在上元二年。”《偶題》“鶴注當是大歷元年秋作。”《解悶十二首》“鶴注詩云一辭故國十經秋當是大歷元年夔州作。”此時，杜甫已近人生的暮年，歷覽文壇由盛而衰，對于出現的“后生譏誚前賢”狀況，必定是經歷了深思熟慮之后的感慨之作，只是以游戲諷刺的筆調來生發，更加引人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