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被稱為“情圣”，他用誠摯之筆抒寫著愛國之情、人倫之情、珍愛生命之情，詩歌具有深厚的情感教育功能。

　　用一般的眼光去看杜甫，他僅僅是一個偉大的詩人，但是，千百年來杜甫被公認為“詩圣”，決不僅僅因為他的詩寫得好，還在于他的詩于詩美之外，還蘊涵著一種情美。所以梁啟超不稱杜甫為詩圣，而稱之為“情圣”，并以《情圣杜甫》為題，說杜甫是“中國文學界篤情圣手，沒有人比得上他，所以我叫他做情圣。”的確，杜甫詩歌用誠摯之筆抒寫著愛國之情、人倫之情、珍愛生命之情，使人在感受著詩的魅力的同時，還潛移默化地接受著教化，千百年來滋潤心田，哺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華兒女。從這個意義上說，杜甫亦是一個偉大的教育家，盡管他不曾像孔孟那樣授徒講學，亦不曾有過自成體系的教育理念，但他的詩歌字里行間滲透著教育思想，他的為人處事足以為人師表。在商品經濟飛速發展，人情卻越來越淡漠、人越來越沒有信念和責任感、心性越來越浮躁的的今天，研討杜詩的情感教育功能，品味杜詩的精華，以此涵養心性，達到孔子詩教的效果，是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

　　一

　　杜甫對祖國始終懷有深厚的感情。從早年“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的報國志向，到臨終“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奉呈湖南親友》)的深深惦念，杜甫用他的一生，譜寫了一個赤子對祖國的拳拳之心。

　　安史之亂中，有的文人投敵了，有的文人消極避世，杜甫卻始終關注著國家命運。盡管處境危險，他卻時刻不忘祖國。宰相房琯在陳陶斜和青坂遭到慘敗，杜甫得知消息后，一面對“四萬義軍同日死”(《悲陳陶》)表示沉痛的哀悼，一面又擔心倉促對敵會遭到更大的失敗：“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春莫倉卒!”(《悲青坂》)詩人還關心著整個戰局，恨不得有人去提醒李亨加強對蘆子關的防務，《寒蘆子》中他說：“誰能叫帝閽，胡行速如鬼!”詩人寫下《三吏》、《三別》，這六首詩是感人肺腑的悲劇，亦是高亢的愛國之歌!有母親送兒子的，有新婦送丈夫的，有老妻送老翁的，連一位“二男新戰死”(《石壕吏》)的老嫗也被連夜帶走，一個無家可別的單身漢又再次被征召，多么可悲可憫可恨!但詩人筆下的這些主人公，在悲痛憤恨的同時，卻終為堅忍的愛國精神所驅使，毅然決然走上戰爭的前線。《垂老別》中的老翁說：“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新婚別》中成婚才一天的新婦勸慰丈夫：“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又說自己不能跟隨而去，因為“婦女在軍中，兵氣恐不揚”。這種悲壯激越、異乎尋常的愛國精神是多么的可歌可泣!比照著現代人的國家觀念，“外國有個加拿大，中國有個大家拿”，一些人不想著如何建設國家，反而靠坑損國家謀取個人私利。國家耗費資材培養了眾多的大學生，結果是一流的大學生一江春水向西流了(定居西方發達國家)，二流的大學生孔雀東南飛了(移民澳大利亞等東南國家)，只有三流大學生留在了國內，卻也一心想進外資企業，時不時享受一下麥當勞，一有機會就想移民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