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他不但熱愛祖國、忠于國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關心民生疾苦，而且在處世待人的方面，處處體現了“仁恕”的倫理道德。

　　中國古代詩人中，杜甫獨稱“詩圣”。所謂“詩圣”，不但包括詩人杜甫的詩歌思想的崇高與偉大，創作藝術的精湛與高超，更包涵了杜甫人格上的魅力。

　　杜甫的人格魅力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杜甫是先秦原始儒家理想主義思想的

　　忠實信奉者杜甫深受中原儒學的影響，特別是受到他的十三世祖杜預儒家思想的影響，成為一個忠實實踐儒家“仁愛”和“民本”思想原則的儒者，是唐代復興儒學運動的先驅人物之一。

　　首先需要說明的是，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思想與漢唐宋明的儒家思想是有區別的。先秦原始儒家的理想主義的核心是“仁”，是以民為本的仁政思想。它所追求的社會，是一個“天下大同”的和諧理想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①這個大同社會的實質，就是將“仁”的思想，由對一己之家的關愛，推及他人，特別是推及一些弱勢群體，以大愛的胸懷，關心天下百姓，建立一個幸福和諧的安定社會。這個“天下為公”的社會，一直是歷代仁人志士所追求的理想社會的目標，在中國的封建社會中，是不可能實現的，但作為一種所追求的理想社會而存在，確是十分可貴的。這個儒家的社會理念，體現在政策的層面上，就是要“選賢與能”，讓賢能之士，受到重用，依照公正公平的原則，制定合理的政策，施之于民，從而實現天下大治。周秦以后的中國封建社會，是一個“私天下”的社會。統治者往往以“仁政”為幌子，實行的是“君天下”的強權政治，為了統治集團的私利，橫征暴斂，強取豪奪，加劇了社會的分裂和階級的對立。正如杜甫所指出的“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從而造成“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的貧富差距和階級對立。這與杜甫所向往的“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理想，是相差甚遠的。堯舜時代的推賢讓能的禪讓之風，是不可能再現了。那么退而求其

　　次，能夠出現一個體恤民情、以民為本的像唐太宗一樣的仁君，也是求之不得的。所以杜甫一再呼吁，希望統治者能夠向唐太宗學習：“中興似國初，繼體如太宗”(《往在》)。再次，是開元前期的唐玄宗，也是一位開明之君，曾開創“開元盛世”：“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齊紈魯縞車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憶昔二首》其二)開元時期的升平之世，是唐代甚至于是中國封建時代的盛世，是杜甫親身經歷的人民安居樂業，國富民安的和諧社會。只是到了開元末期以后，唐玄宗驕傲自滿，漸生怠政安逸之心，不思進取，樂于享受，逐漸由一個開明進取之君蛻變成了一個驕奢淫逸的的昏聵之君，終于導致了安史之亂。

　　杜甫對理想的和諧社會的要求是有標準的，那就是要有一個圣明的“堯舜之君”。在杜甫的心目中，這個“堯舜之君”顯然是以唐太宗為標準的：“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北征》)。這個較為理想的社會，一是朝中要有正氣：“太宗社稷一朝正”(《寄狄明府博濟》)，二是要以民為本：“邦以民為本”(《送顧八分文學適洪吉州》)，三是要輕徭薄賦，減輕百姓負擔：“凄惻念誅求，薄斂近休明”(《同元使君舂陵行》)，四是要官吏廉潔、辦事公平：“眾僚宜潔白，萬役但平均”(《送陵州路使君之任》)，五是君主要能納諫：“端拱納諫諍，和風日沖融”(《往在》)，六是君臣要以節儉約身，不能奢侈腐化：“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五首》其三)、“君臣節儉足，朝野歡呼同”(《往在》)，七是君臣要團結，上下同心同德，共渡時艱：“君臣當共濟，賢圣亦同時”(《諸葛廟》)，八是社會和平安定，男耕女織，安居樂業：“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谷女絲行復歌。”(《蠶谷行》)這個理想的社會，在唐代天寶時期，愈去愈遠，到了安史之亂后，更是蕩然無存。但杜甫為了實現這個和諧社會的理想，一直念茲在茲，一刻也沒有忘記，自己沒有機會實現這個理想，就寄托于朋友：“致君堯舜付公等，早據要路思捐軀”(《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遞呈蘇渙侍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