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杜甫，一生憂國憂民，以他凝重的詩筆、血淚的歌唱，真實而深刻地反映了各種尖銳復雜的社會矛盾和廣大人民災難深重的生活，展現了詩人悲天憫人、愛國愛家的博大情懷。

　　一、杜甫憂國憂民思想與時代緊密相關。

　　詩人生逢安史亂前的全盛時期，又經歷了唐王朝衰落的開端。他飽經憂患的一生，是與這歷史大轉折時期的治亂盛衰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的。他的一生，約可分為四個時期。

　　1、讀書與漫游(35歲以前)——積極進取

　　杜甫從生長于開元盛世，讀書頗多，才藝出眾，“七齡思即壯，開口吟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壯游》)十四五歲時的詩作就為洛陽名人們所驚賞。二十歲以后，抱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思想，南游吳越名勝。二十三歲應試落第，又以山東為中心，漫游齊、趙、梁、宋，過著“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生活。青年時期的苦學與壯游，使杜甫積累了知識，豐富了生活，開闊了視野，提高了文學素養，為以后的創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礎。

　　2、長安十年(35歲——44歲)———壯志難酬

　　杜甫35歲赴長安應試，遭李林甫陰謀而落第。他曾向當權者投詩自薦，不果。四十歲時他向玄宗進獻《三大禮賦》，得到賞識，待制集賢院，卻無結果。直到四十歲才得到右衛率府兵曹參軍的職務。此期杜甫仕途失意，生活貧困，過著“賣藥都市、寄食友明”(《三大禮賦表》)，“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寄家奉先縣幼子餓死的極其潦倒辛酸的生活。社會狀況和個人處境，使他對現實有了清醒的認識，思想上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開始以詩歌直接面對慘淡的社會人生，初步形成了 “沉郁”的風格。他逐漸從愛自己的家族、個人的建功立業，轉到愛國、憂民，詩歌創作從較多的抒發個人情懷轉而反映廣闊的社會現實。這就使原來比較抽象的 “致君堯舜上”的理想具有了豐富的時代內容。其名篇《麗人行》、《兵車行》、《至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等，都作于這一時期。

　　3、經歷戰亂(44歲——48歲)——離亂中詠嘆

　　安史之亂爆發，杜甫攜家與人民一道逃難。目睹戰亂慘景，親嘗國破家亡的苦難，加上屢受貶斥的屈辱，使他與社會、人民生活的關系更加緊密，其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也達到了新的高度，從而寫下了《悲陳陶》、《春望》、《北征》、《羌村》、《三吏》、《三別》等一系列具有愛國精神和同情人民苦難的不朽詩篇。

　　4、漂泊西南(49——59歲)——顛沛流離中深沉愛國

　　杜甫入蜀后，在友人的資助下，定居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51歲時曾由友人嚴武表薦任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為期半年，以后曾到過梓州、閬州，又漂流到夔州。大歷三年攜家離川，在湖北、湖南一帶漂流轉徙，最后病逝于湘水舟中。杜甫晚年動蕩不安，但創作精力空前旺盛，憂國憂民的感情有增無減。《茅屋為秋風所破歌》、《聞官軍收河南河北》、《秋興》、《登高》、《蜀相》、《又呈吳郎》、《歲晏行》、《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等許多優秀作品都作于這一時期。

　　杜甫一生飽經憂患，安史亂起，更是顛沛流離，但始終不忘愛國愛民，正視現實和人生。他的詩歌真實、深刻地再現了這一歷史轉折時期的社會現實，有著豐富的社會政治內容和濃郁的時代氣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