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詩主要體現了儒家文化精神,具體是什么呢?
杜甫是我國文學史上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他出生于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青少年時期,杜甫生活在以儒家思想占統治地位的河洛文化氛圍中,接受正統的儒家教育,自小苦讀儒家經典,奉行儒家忠孝等倫理道德。所以儒家思想在其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在他的一千四百多首詩歌中,其詩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強烈地體現了儒家文化精神,而這也是杜甫被稱為詩圣的主要原因之一。本文就杜詩中體現的儒家文化精神加以論述。
1.杜詩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
儒家人生態度是積極入世的,作為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在世功方面注意人的努力。所謂“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即人要像永恒運動的天體一樣,畢生努力向上,不斷進取。“得志,澤加于民”,“達則兼善天下”(《孟子?盡心上》)都是儒家基本的人生態度,這些思想促使知識分子積極向上,心系天下,建功立業。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賢臣,并通過輔助明君,來兼濟天下。
青少年時期的杜甫,生活在大唐帝國最繁榮昌盛的時期,他“讀書破萬卷”,廣泛閱讀,故七歲能做詩,九歲即習字,十四五歲就“出入翰墨場”,那時杜甫對生活充滿憧憬。他早年所寫的《望岳》,表現了自己的偉大抱負。“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鐘神秀,陰陽割昏曉。蕩胸生層云,決眥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杜甫這時才二十五歲,然而氣魄的雄偉,已足夠驚人了,特別是“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兩句,不僅寫出了泰山的雄偉,也表現了杜甫的壯志和毅力,其不畏艱難勇于攀登俯視一切的雄心洋溢在字里行間。《房兵曹胡馬》則云:“所向無空闊,真勘托死生。”這兩句寫馬的氣概和品質,簡直像一個血性男子,無空闊,不知有空闊,極力形容馬之善走。蕭滌非《杜甫詩選注》解釋:“用一‘真’字,言外大有人不如馬之意[1]。”由于杜甫善騎馬,也很愛馬,對馬有真感情,故它的詠馬詩也極深刻,往往寄托了自己的精神,這首詩就表現了他躍躍欲試的用世之心。杜甫的《畫鷹》這首詩中的“何當擊凡鳥,毛血灑平蕪”兩句,也表現了詩人躍躍欲試的用世之心。這兩句雖然寫的是鷹,但其中有著杜甫自己的精神,我們可以感受到他那種奮發有為的熱情。為官時期,其詩常常表達不被天子信任的無聊和苦悶,如“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生”?(《曲江二首》其一)王嗣奭云:“名乃名位之名。官居拾遺而不能盡職,特浮名耳!”徐而庵云:“此不是公曠達,是極傷懷處。”[1]確實,他“雖身居諫職,而志不得行,故不免滿腹牢愁。看似傷春,實感人事”。杜甫一生的理想就是做一個賢臣,來兼濟天下,而此時他身居諫職,卻不能發揮作用,濟世之心沒有實現,所以傷感。這首詩從反面寫出了詩人希望濟世的偉大抱負。從上面這些詩中我們可以看出杜甫的濟世意識,體現了儒家積極入世的人生態度,恪守著儒家“達則兼濟天下”的思想。
然而,杜甫的人生觀則既繼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因為,雖然,《孟子?盡心上》提出了儒家基本的人生態度:“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可是杜甫并沒有“窮則獨善其身”,他對儒家積極用世精神體現了十足的執著,即使“窮”也不忘他的濟世之心。
正因為杜甫對儒家積極入世精神的執著追求,所以就是在安使之亂爆發后,杜甫也并沒有“窮則獨善其身”。天寶十七載七月,杜甫聽說肅宗在靈武即位,立刻就把妻室安頓在羌村,只身一人前往,不幸途中陷賊,被押回長安。至德二載四月,杜甫冒死逃脫后,又投奔鳳翔行在,不顧狼狽地“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肘”(《述懷》)。從中可見杜甫奉行“為官濟世之道”的積極入世之精神,即使處在那樣的危難之中,他也不會忘記兼濟天下的理想。特別是在杜甫的《自京竄至鳳翔喜達行在所三首》中,也可看出杜甫并沒有“窮則獨善其身”。杜甫當時身陷長安,但是由于得不到關于朝廷的消息,所以他冒死從間道逃歸鳳翔,即“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卻回”。而且,“眼穿當落日”一句寫出了相望迫切,但是還是未得到消息,所以“心死著寒灰”,寫出其失望之情。寫間道逃竄之景“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中一“忽”字,寫鳳翔在望,含有無限喜悅之情。從他得不到消息時的失望和鳳翔在望時的喜悅,可看出他的濟世之心。“愁思胡茄夕,凄涼漢苑春”寫出他陷賊時的愁苦,雖然杜甫身遭不幸,卻沒有“獨善其身”,仍不忘他的濟世之心。“司隸章初睹,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沾襟。”初到鳳翔即見唐朝有中興氣象,所以才會喜極而悲。總之,杜甫不管在任何時候都不會忘記他的濟世之心,他一生的理想就是通過輔助明君來兼濟天下,而從長安冒死逃歸后,看到這樣的景象,他怎能不喜呢?授官左拾遺后,杜甫積極上書,但不久就又被貶。現實的黑暗使杜甫的政治理想難以實現,它雖然會感到憤怒,但始終不忘“至君”、“濟世”。又“夙夜聽憂主,飛騰即濟時”(《別崔因寄薛捃孟云卿》五首其五)、“遭亂世漂泊,濟時曾琢磨”(《湖中送敬十君適廣陵》)可見越是到了晚年,杜甫的濟世之心越切。顯然,詩人對其政治理想的執著追求是濟世天下儒學精神思想的體現,更主要的是,杜甫并沒有“窮則獨善其身”,從未忘懷濟世之心,所以他的人生觀既繼承了儒家又超越了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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