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列傳讀后感1

　　《刺客列傳》描寫了曹沫、專諸、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六個人的事跡，始于曹沫，終于高漸離，他們的悲劇性也在逐步加強，只有曹沫一人全身而退。這六個人之中，知名度最高的無疑是荊軻，荊軻的事跡被千百代文人墨客傳唱，可其余五個人被淹沒在歷史的風塵之中，不為大部分人所知曉。其實，他們六個人的事跡都是令人扼腕嘆息，蕩氣回腸。

　　“士為知己者死，女為悅己者容”，這句話被豫讓提出來，就成了刺客的信條，他們不顧家人，不計生死，就是為了“知己”這兩個字。前面已經(jīng)說過，荊軻的知名度最高，可是現(xiàn)在看荊軻與太子丹的交往，其中摻雜了太多的利益，并算不得是知己。唐朝司馬貞《史記索隱》轉引來注解《史記.刺客列傳》中記載：荊軻與太子丹游覽東宮，荊軻拾瓦投蛙，太子丹捧著金丸給荊軻。他們又一起乘千里馬，荊軻說千里馬的肝好吃，太子丹就殺了千里馬把肝給荊軻吃。荊軻在宴席之上說歌女的手美，太子丹就把歌女的手剁下來放在玉盤里送給荊軻。太子丹的所作所為，實在是有諂媚之嫌。荊軻雖然為人深沉好書，與賢豪長者相結，但是也是郁郁不得志的，每天和狗屠、高漸離在市集之上相樂相泣，旁若無人。太子丹對荊軻也算是有“知遇之恩”了，但是所謂“君子之交淡如水”就是說君子之間的交往不摻雜利益，可太子丹與荊軻并沒有做到這一點，連荊軻也說“太子遇軻甚厚”。所以太子丹為荊軻準備好要去咸陽時，荊軻準備等自己的同伴，但是太子丹并不信任荊軻，以為荊軻要反悔，試探地說“丹請先遣秦舞陽”，他們連朋友之間最起碼的信任都沒有，更談不上是知己。太子丹對荊軻不薄，荊軻去刺殺秦王，就有了“拿人錢財，替人消災”的意味。

　　但是，古往今來似乎沒有人去注意這些，荊軻成了千古刺客的偶像，這和太史公偏愛荊軻有關，《刺客列傳》里，荊軻所占文墨最多，其故事性也最完整，還有他身邊諸如田光先生、高漸離等一批朋友所渲染出來了強烈的悲劇氛圍。文人墨客也寫詩作賦詠嘆荊軻，例如陶淵明《詠荊軻》中說：“其人雖己沒，千載有余情。”這其中自然也有荊軻他一諾千金，視死如歸的緣故，但是《刺客列傳》其他五人并不缺乏這一特點，所以，這并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與其他五人相比，荊軻的敵人是秦始皇。

　　秦始皇他“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皇帝，雖然他并不是完美的，他譽滿天下同樣也謗滿天下，可這并不能抹殺他奠定中國封建王朝基礎的功勛。而一個人所能達到的高度，通常是由他的對手來決定的。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歷史上無人不知、無人不曉，而竟然敢刺殺他的荊軻當然也在歷史上揚名。尼采說過，慎重地選擇你的朋友，更慎重地選擇你的敵人，朋友可能影響你的成就，敵人會決定你所能達到的高度。所以，遇到一些人做出一些事，不要隨便去和他理論生氣，不是所有人都配當你的敵人。

　　《刺客列傳》里，最成功的刺客要算曹沫了，曹沫挾持齊桓公，既達到了自己的目的，逼齊桓公交出了侵占魯國的土地，自己又全身而退。專諸雖然達到了自己目的，以魚腸劍殺了吳王僚，可自己也丟了性命。接下來的豫讓、聶政、荊軻、高漸離，不僅沒有完成任務，自己也丟了性命。而且秦王因為被荊軻行刺大怒，發(fā)兵攻燕，逼迫燕王喜殺了太子丹，為燕帶來了禍患，但他們都是義薄云天、視死如歸的死士，其悲劇結局可歌可泣，讀來蕩氣回腸。我認為這其中最令人扼腕嘆息的一位，是高漸離。

　　嚴格來說，高漸離并不是《刺客列傳》里所描寫的刺客之一，他是在荊軻刺秦王環(huán)節(jié)里出現(xiàn)的人物，只是一個陪襯荊軻的存在。太史公沒有提到高漸離會什么武藝，與其他五位刺客將軍、武士的身份相比，高漸離是一名樂師。在易水河

　　畔送別荊軻時，流傳千古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就是高漸離為荊軻踐行之作。似乎在這個時候，高漸離就已預見到荊軻悲劇的結局，并決定自己也踏上這個沒有回頭路的征途。這是何其悲壯的畫面！他與荊軻的友情可見一斑！當秦始皇通緝太子丹和荊軻的門客時，門客們都潛逃了。高漸離更名改姓給人家當酒保，伺機接近秦始皇。秦始皇因為愛惜他的才能，熏瞎了他的雙眼，令他擊筑，高漸離便把鉛放進筑中，再進宮擊筑靠近時，舉筑撞擊秦始皇，當然沒有成功，被殺。但是這個時候，秦始皇已吞并燕國，這時再刺殺他，已沒有什么意義。更何況，高漸離不會武功，他成功的幾率微乎其微，然而高漸離這個擊筑國手卻義無反顧，這似乎有些尋死的意味。或者，他只是想已一死來告慰荊軻這個朋友，這個這才是真正的“士為知己者死”!他只是為義而死，其中不摻雜任何的金錢、收買、報恩、等等齷齪，死得轟轟烈烈。

　　“十步殺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李白的詩句描寫了一個冷酷無情卻又俠肝義膽的刺客。刺客，或者說殺手，這個職業(yè)在中國歷史上可謂是古老傳統(tǒng)卻又有著奇特的旺盛生命力。但是，春秋戰(zhàn)國那個君子之間爭霸的時代過去，“士為知己者死”的刺客也消失了，剩下的只是陰冷的暗殺、丑惡的血腥，這怎么不令人懷念那些舍生忘死、舍生取義的刺客豪俠！

杜甫列傳讀后感2

　　南懷瑾先生年輕的時候，曾反復讀了一百遍伯夷列傳，才覺得真正看懂。我沒有看到那么多遍，何況要看懂，也不僅僅是在一時之間看一百遍的事。可是讀書筆記還是要交的，那就且以我這樣二十遍的狀況寫吧，寫到哪里算哪里，或者以后再看這篇又覺得不通了呢。

　　伯夷列傳是《史記》里的第一篇列傳，篇幅非常短，大約是列傳里最短的了。它非常特別，不僅因為它的短，而且其中描寫傳主生平事跡的內容只有一個段落，其余的部分是各式各樣看似與傳主不直接相干的感慨。若說列傳中有哪一篇最能直接地看到司馬遷，聽到司馬遷，有哪一篇是司馬遷自己站出來明明白白地加以論說的，那便是這一篇了，讀后感《伯夷列傳讀后感》。寫史的人大多把自己隱匿在行文之間，隱匿在對形形色色歷史人物的記敘和評點中，然而到了伯夷列傳，司馬遷卻是要用自己的筆書寫自己說的話了。

　　伯夷列傳里中討論了兩個主要的關系，人與現(xiàn)世的關系，和人與后世的關系。作為一個史學家，無怪乎司馬遷談到這兩點時如此情緒激昂以至于要跳出來說點什么了。因為再將這兩重關系聯(lián)系到一起，就要談到關于真正的歷史和被記敘的歷史二者之間的關系了，這正是司馬遷要表達他著書的志向的地方，又像是《史記》的另一個自序。司馬遷在前面的行文中分別討論了這兩重關系，又在"太史公曰"的部分把它們聯(lián)系到一起來說。

　　人與現(xiàn)世的部分，司馬遷說，"舉世混濁，清士乃現(xiàn)".他盛贊了許由、卞隨、務光、伯夷、叔齊這些濁世中的清士，他認同了這些人在舉世混濁中的價值選擇和道德操守，他肯定了孔子伯夷叔齊提到二人時評價他們所說的"求仁得仁".但是他同時提出了一個問題——他們真的不怨嗎？而他提出這個問題的依據(jù)，正是伯夷叔齊臨死時所做的詩歌。

　　詩歌的原文是：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

　　這其實是覺察到自處于末世者的絕望嘆息。他們是秉承著上一個時代禪讓的政治傳統(tǒng)和上古政治倫理的最后的人，他們自認應處在神農、虞、夏之朝，而不是這混濁的西周。他們不愿走下首陽山去看這名為周的朝代，他們寧愿不食屬于這個朝代的一粒粟米，好似這樣就可以至死都留在上一個時代。所以他們說，"我安適歸矣".

　　但不僅于此。司馬遷用司馬遷的雙眼，看到了他看到的特別的東西。孔子針對伯夷叔齊，所判斷的"不怨",判斷依據(jù)是他們的求仁得仁，因為他們的現(xiàn)世追求得到了滿足——他們從生到死都是在他們那個干凈的仁世，未沾染新的大周朝的一粒灰塵——或者說粟米。然而司馬遷質疑了他們徹底不怨這個觀點，認為在其間還有別的怨——非關現(xiàn)世，而是關于后世，關于自己的沒世。司馬遷在引述上面這段詩歌時，特意地提到這是他們"及餓且死"時所作，因為這個時候，他們對于現(xiàn)世已經(jīng)坦然和無怨，所以他們的怨，是針對身后而發(fā)的，而不是針對當下所發(fā)的。這便引出了第二重關系，人與后世的關系。

　　這怨是什么呢？從詩中看，關鍵在于"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一句，而它的解釋，在于本篇最后一段太史公曰的第一句："孔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這句話是很有趣的。它是說君子所憂慮的是在自己身后名聲得不到傳揚。然而初初看來，這似乎不大符合孔子的一貫言論，孔子說"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又曾經(jīng)向學生子張區(qū)分過"名"與"達"的關系，言語之間是對于"名"的不屑。那么君子為什么如此在意自己的"身后名"呢？

　　這就要提到伯夷列傳的另一個線索——許由務光二人同伯夷叔齊二人在死后的被區(qū)別對待。這個問題在本傳的開頭第一段被提出，而在"太史公曰"中被解答。許由務光雖亦是節(jié)義高蹈之士，卻因為"非附青云之士"而不見稱于后世，伯夷叔齊因為得到孔子的頌揚而廣為人知。那么，被后世發(fā)掘和頌揚的條件是什么呢？司馬遷引說，是"同明相照，同類相求",是"云從龍，風從虎，圣人作而萬物睹".只有擁有相同志向和操守的人，才會彼此欣賞，即便相隔幾百幾千年也如逢知音。他們"同明相照",其中晚生的那一個擔當"圣人作"的職責，使萬物得到歸位，使已逝的那位圣人得到傳揚，使這種精神在世間繼續(xù)流傳。

　　君子在意的，正是能否有這樣一位身后的知己，或者更廣地說，是能否還有那么一個時代，自己的操守能得到認同和理解。倘若沒有，那么千百年而下，他們經(jīng)歷的將是真真正正、徹徹底底的孤獨。

　　而伯夷叔齊憂慮的，正是能否還會有這么一個時代。面對著舉世混濁和大醉不醒的眾人，他們開始懷疑是否剛剛過去的的正是最后一個堅持著自己所堅持的這些東西的時代，所以他們哀嘆"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他們追憶前朝，他們哀憐后世。這是他們怨的所在。

　　這個時候，第一重關系與第二重關系得到了結合，歷史和被書寫的歷史之間的矛盾被提出，于是司馬遷站了出來，他作為一個寫歷史的人，作出了自己的承諾。他要使這些人被看見，他要作為一個后生，用自己的光照亮這些歷史的光源。

　　于是他書寫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他將正史的關注點從一年復一年的祭祀征伐轉移到一個一個活生生的構成了歷史的"人"身上。于是他寫荊軻，寫郭解，他也寫寧成、東方朔，他著書立傳的目的和基礎是一個一個的"人",而這是前人所沒有做過的嘗試。于是他在這篇伯夷列傳——在七十篇列傳之首的位置寫下他的志向。自此為始，他提起他所手握的那一支史筆——他所擁有的最有力量的東西，為那些從沒有人為他們立過傳的人立傳，稱為"列傳",他用一個一個血肉之軀筑成他司馬遷的史書，他用衣袖逐一擦去那些隱沒了千百年的明珠上的灰塵。司馬遷使這些人的光照亮了歷史的一片天空，然而他不能完全料想的是，他的光也照亮了自己身后的一片天空。

　　所以我覺得伯夷列傳像是《史記》的另一個太史公自序。它是司馬遷的態(tài)度和承諾，它也將這種信仰傳遞給了當下的我。然而我知道在我面前還有八十遍要看，但這篇讀書筆記就到此為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