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他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沒有受到多少嘉獎和重視，宋朝理學的發展確保了杜甫作為詩的典范和他的至高無上的地位。
杜甫詩歌分期
杜甫詩歌現存1400多首，寫詩可分四個時期：
讀書和漫游時期(三十五歲以前)：
杜甫曾先后游歷吳、越(今江浙一帶)和齊、趙(今山東北部、河北南部)，其間曾赴洛陽應舉，不第。以后在洛陽遇李白，二人結下深厚友誼有詩贈李白，“余亦東蒙客，憐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攜手日同行”，堪稱快意。繼而又遇高適，三人同游梁、宋(今開封、商丘)。后來李杜又到齊州，分手后又遇于東魯，可惜的是，由于兩人后半生際遇都相當坎坷，這次分別之后便沒有機會再見面了。
困居長安時期(三十五至四十四歲)：
杜甫先在長安應試，落第。后來向皇帝獻賦，向貴人投贈，僅獲得少許資助，過著“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的生活，“然衣不蓋體，常寄食于人”，最后才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小官。這期間他寫了《兵車行》、《麗人行》等批評時政、諷刺權貴的詩篇。而《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尤為著名，標志著他經歷十年長安困苦生活后對朝廷政治、社會現實的認識達到了新的高度。
陷賊和為官時期(四十五至四十八歲)：
安史之亂爆發，潼關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一邊，獨自去投肅宗，中途為安史叛軍俘獲，押到長安。他面對混亂的長安，聽到官軍一再敗退的消息，寫成《月夜》、《春望》、《哀江頭》、《悲陳陶》等詩。后來他潛逃到鳳翔行在，任職左拾遺。由于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貶華州司功參軍。其后，他用詩的形式把他的見聞真實地記錄下來，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別”。
西南飄泊時期(四十八至五十九歲)：
隨著九節度官軍在相州大敗和關輔饑荒，杜甫棄官，攜家隨人民逃難，經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在嚴武的幫助下，過了一段比較安定的生活。嚴武入朝，蜀中軍閥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作亂，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返成都。嚴武死，他再度飄泊，在夔州住兩年，繼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帶，病死在湘江上。這時期，其作品有《水檻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病橘》、《登樓》、《蜀相》、《聞官軍收河南河北》、《又呈吳郎》、《登高》、《秋興》、《三絕句》、《歲晏行》等千余首，占全部杜詩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亂前后20多年的社會全貌。
作品集
杜甫詩“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寶元二年(1039年)王洙輯有1405篇，編為18卷，題為《杜工部集》。錢謙益編有《箋注杜工部集》。楊倫說：“自六朝以來，樂府題率多模擬剽竊，陳陳相因，最為可厭。子美出而獨就當時所感觸，上憫國難，下痛民窮，隨意立題，盡脫去前人窠臼。”
特色
取材方面，杜甫是社會派詩人，趨向現實主義，內容廣泛，富時代性，取材于政治興亡，社會動亂，戰事徭役，饑餓貧窮和貧富懸殊。杜詩善于描寫當時歷史實況，反映唐代由盛轉衰的現況，故有“詩史”之稱。從安史之亂至入蜀之前，杜甫經歷了大時代的`動亂，寫下大量的實錄式寫實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寫實之作，如名作《麗人行》，反映上層社會的奢淫。融情入景，情景交融，創造出深刻動人之意境。
思想方面，杜詩中有儒家思想，洋溢著仁民愛物的情懷和濃烈愛國主義色彩，有“詩圣”之譽。杜詩善用理智去仔細觀察人生社會的實況，從自己的生活經驗去體會人民的苦樂，有強烈政治意識，繼承并發揚詩經、漢樂府民歌及建安文學的寫實精神。
手法方面，杜詩善寫人物對話和獨白，選取有典型意義的人物和事件來描寫。杜詩也善于抒情，結合抒情和敘事，又結合抒情和寫景，寄情于景。杜詩敘事注重客觀描述，讓故事本身直接感染讀者，而少發議論。
語言方面，杜甫寫作態度非常嚴肅。語言精煉，準確并時有創新，善于運用民間口語和方言俚諺入詩。形象生動，多姿多采。
體裁方面，杜甫作品眾體兼善，五七言古體、律詩絕句，無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詩體，表達不同的內容，敘事多用較少格律限制，便于鋪敘描寫的古體詩，抒情則多用近體詩。
杜甫大量創作七言律詩，作品內容廣泛，技巧純熟，注重聲律對仗，格律嚴謹，語言錘煉，為歷代典范之作，達到極高的成就，使七律創作臻于成熟。他又開創“即事名篇”的新樂府詩，描寫社會的民生疾苦。
風格方面，杜詩主要風格是沉郁頓挫，氣魄闊大雄偉，詩歌意象鮮明強烈。風格多樣，豐富多姿，或雄渾奔放，或清新細膩，或沉郁悲涼、或辭藻富麗、或平易質樸、或通俗自然。杜詩融冶吸收前人藝術技巧，發展成一種獨特的新風格。
杜甫的詩歌在語言上，普遍認為具有“沉郁”的特點，“沉郁”一詞最早見于南朝，“體沉郁之幽思，文麗日月”，后來杜甫更以“沉郁頓挫”四字準確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語言，“至于沉郁頓挫，隨時敏捷，而揚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杜甫“對中興濟世的熱切，對淆亂乾坤的指斥，對橫行霸道的憤慨，對漂泊流離的悲傷，對生靈涂炭的悲憫，對物力衰竭的惋惜，對博施濟眾的贊美”，而正是這些沉重情感的表達，使得杜詩的語言趨于“沉郁頓挫”。
吳沆《環溪詩話》評杜甫晚期詩句“恣肆變化、陽開陰合”，又云：“惟其意遠，舉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吳沆又說：“凡人作詩，一句只說得一件事物，多說得兩件。杜詩一句能說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詩，但說得眼前，遠不過數十里內，杜詩一句能說數百里，能說兩軍州，能說滿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詩歌兼備多種風格的，元稹這樣評價杜甫：“至于子美，蓋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兼人人之所獨專矣。”秦觀也有類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窮高妙之格，極豪逸之氣，包沖淡之趣，兼俊潔之姿，備藻麗之態，而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長，杜氏亦不能獨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從其名作《飲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氣。“為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是他的創作風格。
唐代的大文學家韓愈曾把杜甫與李白并論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唐末王叔文當永貞革新垂敗時，反復吟誦杜詩“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以抒悲憤。王安石表彰杜詩“丑妍巨細千萬殊，竟莫見以何雕鎪”的成就。陳善《捫虱新語》卷七：“老杜詩當是詩中《六經》，他人詩乃諸子之流也”。蔣士銓《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詩詳注集成序》亦稱“杜詩者，詩中之《四子書》也。”胡應麟在《詩藪》中說：“唯工部諸作，氣象巍峨，規模巨遠，當其神來境詣，錯綜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還，一人而已。”
杜甫的詩歌在格律上，具有煉字精到，對仗工整的特點，符合中國詩歌的“建筑美”，例如“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回，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就是杜詩煉字與對仗高超的體現。另外，在體裁上杜甫有許多創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創造性也是他文學創作的獨到之處。
杜詩有詩史之稱，這種說法最早見于晚唐，“杜逢祿山之難，流雍隴蜀，畢陳于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號為詩史”。到宋時成定論，但詩史之義各有各說。人有以史事注杜詩，認為杜詩為紀實的詩，可以補史證史，所以稱為詩史。這種說法只重史事之虛實真假，而輕視詩的情感特性。另一說是，杜甫之所以號詩史，因其悲天憫人，感時傷事。
但也有不喜歡杜甫詩者，楊億就不喜歡杜甫，劉放《中山詩話》云：“楊大年不喜杜工部詩，謂為村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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