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額爾古納河右岸》用第一人稱完成敘述，飽含民族情感，具有強烈的傾訴性。

　　《額爾古納河右岸》借九旬鄂溫克族老人之口，在老人一天的回憶中，向我們講述了她和她的民族一起走過的百年歷程。該作品于2008年獲得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正如頒獎詞所說：“遲子建懷著素有的真摯澄澈的心，進入鄂溫克族人的生活世界，以溫情的抒情方式詩意地講述了一個少數民族的頑強堅守和文化變化。……”

　　本文試從傾訴性和景觀化兩大特征入手，分析《額爾古納河右岸》獲得成功的文本自身原因。

　　一、傾訴性――民族情感張揚

　　20世紀80年代，文壇上出現了大量飽含民族情感的“漢寫民”文學，馬原、高建群、冉平、紅柯、遲子建等人都是其中的優秀代表。而在眾多“漢寫民”作品中，《額爾古納河右岸》能脫穎而出，原因在于，遲子建作為一個“他者”，成功地實現了對鄂溫克民族文化的認同，并在創作中，把這種認同借九旬老人“我”的敘述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傾訴，從而形成了文本飽含民族情感的傾訴性特征。

　　1. 傾訴方式――第一人稱?！额~爾古納河右岸》的敘事方式是回顧自身經歷的第一人稱。小說在開篇便向我們展示了一幅滄桑的畫面：九十歲的鄂溫克族老婦人“我”，端坐在皮褥上，喝著茶，向我們講述她的百年心路歷程。

　　在這種“追憶”中，“第一人稱‘我’兼有兩個主體：一是講故事時的‘敘述主體’，二是經歷故事事件時的‘體驗主體’。”因此，在作品中，也就相應地“有兩種不同的敘事眼光。一為敘述者‘我’目前追憶往事的眼光，另一為被追憶的‘我’過去正在經歷事件時的眼光。”在《額爾古納河右岸》中，既有“我”敘述出來的過去時空發生的事件，又有作為追憶主體的“我”處在現在時空的復雜的內心講述。過去和現在兩個時空交錯呈現，構成對比，老人強烈的民族情感也在現實感受與歷史追憶的徘徊嘆惋中得以傾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