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以無數死亡的敘事建構起民族的歷史，那么《額爾古納河右岸》的文化意識是什么呢?

　　遲子建的《額爾古納河右岸》通過對“瑕瑜互見的原璞世界”的書寫，表達的是“對尊重生命、敬畏自然、堅持信仰、愛憎分明等等被現代性所遮蔽的人類理想精神的張揚”，這是一個具有世界性普遍意義的嚴肅的主題。從另一方面看，少數民族文化在現代性面前的命運處境也是儒家傳統文化在現代性進程中命運的一面鏡子，在現代性這個具有絕對話語權的中心面前，它們都處在他者、弱者的地位，經歷了被改造、被轉換、不斷流散的過程，對鄂溫克族民族文化的重構以及民族認同的憂慮背后我們也聽到了傳統文化的深長嘆息、未知、迷茫以及堅守與認同的焦慮。

　　《額爾古納河右岸》是以一位年屆九旬，鄂溫克民族最后一位酋長的口吻來進行講訴的。她見證了這一民族在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經歷過中日戰爭、國內戰爭、“文革”混亂到新時期的建設，如何從與世隔絕、原始淳樸到一點點被迫地改變以至被現代文明收編的歷史過程。當烏力楞其他的人都放下槍遠離狩獵的生活開始在市鎮上定居，隨季節而遷徙的馴鹿也不再追逐自然的流轉成為圈養的動物，老人卻在烏力楞留了下來，成為這一民族傳統生活方式的最后一位堅守者。她以回顧自己的一生故事，在歷史與現實的回環往復之中串連起民族數百年的歷史。我們需探究的是，在面對現代性文化的強勢而必然潰敗的命運面前，民族文化是如何講述(構建)自身的歷史的?這樣的講述包含了怎樣的文化密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