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情敘事是遲子建小說的一個重要策略，是她理解世界、處理苦難的一種態度和方式。

　　遲子建憑借著對文學的執著信仰在文壇上筆耕了20余年,其創作之豐富有目共睹,評論界對其創作的研究也逐漸向著多元視角行進。在諸多的闡釋角度中,溫情敘事受到了普遍關注。謝有順先生較早地注意到了這一點,將其定位為“憂傷而不絕望的寫作”。近年來有論者認為,“遲子建筆下的善意與希望,并不意味著溫情主義的淺薄與局限,它恰恰顯示了作家的責任感與寫作倫理”。但也有論者指出,溫情主義是遲子建創作的一種局限。溫情主義的確是遲子建看待問題的一種方式,并顯現在她的文學創作之中。文學是作家體驗人生的一種方式,這種方式不能用對和錯、高與低來進行判斷。自有文學以來,眾多的文學承載著思想的重任,但文學不是懲戒罪惡的法律條文,亦不是苦口婆心的道德說教。“文學的職能在于為人類社會的存在提供和創造一個良好的人性基礎。”現代派小說對人性惡的展示曾被認為是對人類生存狀況的深層揭示,然而揭示過后并不能帶來心靈的救贖,卻只是無盡的冷漠。文學永遠以人為本,關注著人類的生存境況、存在意義和前途命運。從這一層面來看,遲子建的溫情敘事不能被簡單理解為是她的一種局囿,本文以遲子建的《福翩翩》為例,闡釋她的溫情敘事。

　　一、苦難中的溫情敘事

　　《福翩翩》講述的是兩個家庭日常生活的故事。與作家一貫的文學信仰和風格一樣,《福翩翩》依然滲透著濃濃的溫情,但這種溫情并沒有遮蔽生活的艱辛與苦難,而是一種對待這種生活的方式和態度,苦難最終沒有也不可能被消解掉。

　　從某種程度上說,苦難是人無法擺脫的生存狀態,文學因其對人的終極關懷而更加關注苦難,甚至可以說,作家都有一種“苦難情結”。這種情結一方面是個人生存體驗的結果,同時也“不僅是作為藝術家對生存內省意識的理論概括,作為進入生活內部的思想導引;而且作為歷史的自我意識,那是人類生存不屈的自覺表達”。苦難因個人體驗的不同而存在不同的表現形態。新時期以來,從傷痕文學對苦難的泛濫化的抒發到先鋒小說的狂歡式的描寫,到新寫實對瑣碎生活的關注,苦難成為作家關注的一個視域。《福翩翩》是一部充滿溫情的作品,然而它并不回避苦難。這種苦難首先體現在經濟的窘迫上。柴旺原本是機修廠的工人,下崗買斷了工齡,一次性得了三萬多塊錢。兒子幫朋友打架,把人打殘廢了,被送進了監獄,為了平事不但家中積蓄一掃而光,還借了兩萬多塊錢。夫妻倆帶著饑荒過日子備嘗辛酸。而鄰居劉家穩,曾在重點高中當老師,每個月有固定的收入。但由于一場車禍,使他失去了雙腿,他家賣了樓房搬進平房。只靠妻子劉英教書的收入養家糊口。兩個女兒上大學的學費和生活費占據了家中大半的開支。這種苦難還體現在命運的無常上。柴旺作為一個無任何身世背景的底層平民,下崗后只能憑力氣干活,蹬三輪車。此后的不停調動工作并非是以自己的意志為轉移的,最終柴旺不得不繼續蹬他的三輪車。劉家穩的不幸遭遇也體現著這種人自身無法避免和克服的悲劇命運。作品也因觀照人真實的生存境況,而具有了相當的思想深度。

　　人生苦難如同生老病死一樣不可避免,關鍵是如何積極面對,在承擔中透視出人生苦難的本質,如何承擔顯示出一種人生態度,一種生命的意志。主人公都懷揣著希望經營著自己的苦難生活;人與人之間充滿著樸實的關愛之情,這在一定程度上沖淡了物質的貧困帶來的窘迫,庸常的日子也因此煥發了詩意的光彩,生活帶有暖色。“處于弱勢地位的底層無力作為獨立的階層發出自己清晰理性的聲音,‘被敘述’注定是它擺脫不掉的宿命。”在對底層的書寫中,人們往往都習慣用一種高高在上的視角俯視底層人物的生活,在不斷地鋪排苦難中展現他們生活的粗糙甚至灰色。而遲子建秉持著一顆平常心在展現底層人物辛酸的同時,以平視的角度細致地描摹了小人物生活中閃爍的溫馨和希望。柴旺家的總是精心為每天出去蹬三輪車、干力氣活的丈夫準備他喜歡的“兩口飯”。作者用生活化又不失精致的語言描寫妻子對丈夫無微不至的呵護:柴旺家的天還沒亮就起床為丈夫準備早餐,為了不驚擾丈夫的睡眠,拿著衣服和鞋悄悄地到西屋去穿。不管柴旺掙沒掙到錢,只要看見他踏進家門,柴旺家的心里就會泛起一股憐憫之情,趕緊把溫熱的洗臉水端來,再把可口的飯菜擺上桌。這是流露在平常夫妻之間最常見的恩愛之情,它不會因為生活上的艱辛而減少。劉家穩自雙腿殘廢后,失去了活動和工作的能力,只能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這種失去出門掙錢能力的單調乏味生活使他的脾氣變得暴躁起來,夫妻經常吵架。但當柴旺提出要與劉家穩合伙賣春聯時,劉家穩首先想到的是,掙到錢就給整天埋頭備課、批作業,頸椎都變形的妻子買一臺哈慈頸椎治療儀。這是頹廢后的他重新燃起生活勇氣的最大動力,對妻子傳情達意的溫情點亮了俗世人生的明燈,溫情的暖流縈繞著他。苦難中的溫情正是主人公獲取戰勝苦難的精神力量。

　　然而這種溫情并沒有最終解決生活的艱辛和命運的無常帶給人的無盡痛苦。遲子建沒有讓她的人物淪入虛幻的溫暖之中,這種溫暖只是在生活悲痛的大背景下彼此給予的一絲愛意。柴旺因在賣春聯時意外地得到了一筆橫財,于是瞞著妻子和劉家穩給劉英買了一臺頸椎治療儀,事情敗落后得來的是妻子與自己的冷戰。盡管最后相濡以沫的情感戰勝了隔膜,柴旺家的已經原諒了柴旺,但是艱辛的生活仍然在繼續。“遲子建的苦難代償,只是改變了主人公的心理狀態,讓他們從心理上戰勝苦痛,而苦難實際上仍然在外部世界運行著,原有的生存困境依然存在。”這與遲子建以往的創作一脈相承,《親親土豆》中親情的洋溢沒有阻止丈夫癌癥的病發和死去;《逝川》中的鄉情使得老吉喜的盆中多了幾尾魚,然而此后的孤獨仍將伴隨她。由此可見,遲子建并沒有粉飾生活的艱辛,溫情只是她對待苦難生活的一種方式,是對在痛苦中掙扎的人們的一種安慰。與其咀嚼展覽苦痛,不如給人以力量,溫情敘事既是作家的創作理念,也是她的一種人性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