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主張《長恨歌》既非愛情詩，也不是諷喻詩，而是一首承載著詩人滿腔中興熱望的懷古詠史詩。有以下六點理由可供商榷。

　第一，《長恨歌》不是愛情詩。

　　《長恨歌傳》云：“元和元年冬十二月，太原白樂天(祖籍太原)自校書郎尉于周至，鴻與瑯琊王王質夫家于是邑。暇日相攜游仙游寺，話及此事(指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相與感嘆。質夫舉酒于樂天前曰：‘夫稀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潤色之，則與時消沒，不聞于世。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如何?’樂天因為《長恨歌》。”

　　首先，如果《長恨歌》是抒發詩人愛情失意，又何須陳王二人囑咐，那豈不失之真誠。

　　其次，當時正值永貞內禪、憲宗即位、順宗猝死，宮廷嬗變當是熱門話題。三位青年才俊聚在一起不談政治卻說風月，不合情理;提到唐玄宗不感嘆順宗謙和懦弱卻說李楊愛情，亦不合情理。況且，白居易的一生是以元和十年(815)的江州之貶為人生的分水嶺。此前他“志在兼濟”，此后則“獨善其身”。也就是說他當時正是“志在兼濟”。初入仕途，詩人政治理想追求的是大唐帝國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但在險惡的政治斗爭中貴為九五至尊的順宗尚不得免禍，誰又敢用詩文對朝政評頭論足?更何況白居易始罷校書郎，謫周至尉。所以，我們可以大膽的說，《長恨歌傳》的篇末議論是辯白避禍之辭，長恨歌與傳都是托風月之事說政治之實。

　　再次，白居易自評《長恨歌》曰：“一篇《長恨》有風情”。顯然將之比于《詩經》“國風”，說這篇作品有風人之情，反映百姓風情，而非帝妃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