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宗被迫縊貴妃于佛堂前梨樹下這非常引人注目的一幕，引發了眾多文人墨客的詠嘆。然而，文人的吟詠與史家的記述是不盡相同的。在文人的吟詠中，對玄宗與楊貴妃的態度也是褒貶不一的。總體說，偏重史實的作品，主調是諷刺;文學想象成分多的作品，主調是同情、感傷。

　　在白居易的詩歌作品中，《長恨歌》最受人們的關注，引起的爭論也最多。二十世紀上半葉，俞平伯的《〈長恨歌〉及〈長恨歌傳〉的質疑》和陳寅恪的《〈長恨歌〉箋證》是本詩研究中兩篇重要文章。

　　對《長恨歌》的爭論，從二十年代開始，直到八九十年代仍未結束。爭論焦點主要集中在作品主題方面，主要有四說：愛情說、諷喻說和諷喻、愛情雙重主題說、時代感傷說。另外，對楊貴妃的下落、作品涉及的本事也有一定爭議。

　　有關論述摘編：

　　對《長恨歌》，作者自評：“一篇《長恨》有風情”。自許《長恨歌》是他的“壓卷杰構”。

　　唐宣宗在追悼白居易的挽詩中，說：“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樂天之長恨歌，……實系自許以為壓卷之杰構，而亦為當時之人所極欣賞且流播最廣之作品。此無怪乎壓千歲之久至于今日，仍熟誦于赤縣神州及……王公妾婦牛童馬走之口無不道。

　　在對《長恨歌》主題認識上，持愛情說者認為：《長恨歌》留給讀者的，主要不是“懲尤物”式的道德教訓，而是對刻骨銘心的愛情的深深的感動。作品前半部分雖然對李楊荒淫誤國有所不滿和諷刺，但全詩主要描寫了李楊的愛情遭遇，歌頌了他們愛情的純真性，而且這種愛情，具有一定的典型意義。如褚斌杰在其《關于〈長恨歌〉的主題及其評價》中指出，白居易借李楊愛情故事“歌頌了愛情的堅貞和專一”。也有人認為，作者通過李楊愛情悲劇的描寫，“歌頌了那種與人民的生活、人民的感情相一致的純潔無疵的愛情。李楊的不幸，古代男女也能碰到，因而具有一般意義。”經過作者的描寫，李楊情事超越了本身的限制，而具有普遍的意義。還有論者認為，詩中寫李楊前期愛情只是愛色，隨著時代和人物遭際的變化，進而升華為愛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