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中期作品的杰出之作《長恨歌》中，女主角王琦瑤在前往當鋪的路上偶遇十二年未見的程先生。在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晚期，人物攝影師陳先生給王琦瑤拍攝了一張照片;照片上了雜志，之后她贏得了上海小姐選美比賽第三名——她生命中的一個小巔峰。他們再度重逢，已是20世紀60年代。悲劇和不幸的浪漫主義讓王琦瑤聲名掃地;她懷上了情人的孩子，卻拒絕透露對方的身份。當時的食品短缺讓很多人難以為繼，程先生出于同情，邀請王共進一頓有米有肉的簡單午餐。在他的公寓里，“眼睛適應了黑暗之后，她看到內在的小世界幾乎沒有變化，那個小房間好像被裝入了時間的密封艙。„王琦瑤沒能理解，正是這個神秘不變的小世界，成了變動不居的外部世界的一張底根”。

　　這些觀察可以成為這部美妙小說的題詞，在諸多主題中，小說考慮的是什么能夠持久，什么能夠保持不變——什么能夠抵擋住時間的流逝，又是什么會在劇烈的社會變遷中屈服。本書的時間跨度始于1945年，終于40年之后，這一點以及內容方面對女性生活的關注，都可以看成對張戎《野天鵝》的追憶，后者的作品是對她的家庭在那個時代遭受的痛楚的回憶錄。但事實上，兩部小說卻完全不同。 小說中，上海獨特而神秘的弄堂和她的市民一樣具有強烈的現場感，為諸多詩意的描繪提供了場景，正如這段少女臥房的描繪“一切都可能發生，即使憂愁都是喧嘩吵鬧的。下雨時，雨點在窗上寫下‘憂愁’兩個字。弄堂后巷里的迷霧也模棱兩可地令人憂郁„” 對于渴望逃離這些空間的少女而言，歷史也經過了時尚透鏡的過濾。

　　共產黨的到來讓藍色的“解放裝”代替了她們精致的繡花旗袍;然而，當服裝店在林蔭大道上開業，購物的熱情在人群中傳染，王琦瑤的女兒和女兒的同學敏銳追逐“街頭最熱門的時尚”時，我們知道，一個更自由的時代已經開啟了。與此同時，這個城市已經變得令人幾乎難以辨認。到最后一章，老上海已經成了一個受污染的現代都會，弄堂的迷宮蒙上了丑陋的高層建筑的陰影。 形成對比的是，小說的角色，或是或非，都有一種獨特不變的特質，不光超然于歷史的教訓之外，也絲毫不受個人經驗的影響。多少強制的“解放”都無法讓王琦瑤的鄰居超越他們的談話，無法讓他們原諒王琦瑤和有錢有權的李主任在一起的罪惡。王琦瑤的閨中好友蔣莉莉成為堅定的毛澤東思想的信仰者之后，穿上了軍裝，努力用自我訓練替代原先的自我放縱。她年輕時的“舞風弄月被鋼鐵般的覺醒和無私的犧牲言語所替代。”蔣莉莉仍然仰慕溫文爾雅的程先生，可程先生的心卻在給王琦瑤拍過照片之后就永遠地屬于了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