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曾聲明自己不是上海的代言人，但上海卻注定要通過她的寫作，在語言的世界里成形。如果多少年來，當人們凝視巴黎和倫敦，看到的并不是巴黎和倫敦，而是雨果、波德萊爾、和狄更斯筆下的巴黎和倫敦，那么今天，我們或許已不能不透過由王安憶文字所織就的面紗，去感受、理解、和想象上海。是王安憶筆下數不清的上海故事，讓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具有了肌膚的觸感，讓它們能夠像往日氣息那樣突然襲來，無孔不入，又像一段舊情一樣變成沉淀在心底的難言之隱。

　　這是自茅盾、新感覺派、和張愛玲以來，上海第一次在詩的空間里凝聚為一個整體。再也沒有任何文學描寫，能比《長恨歌》開篇的寥寥數頁更痛快淋漓地把上海一舉安置在"崇高"的審美范疇里，從而使我們對這座城市的記憶和體驗擺脫了"美"、"愉悅"、"室內"、"頹廢"、"技巧"、"個人風格"等布爾喬亞觀念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長恨歌》所具有的挽歌形式，難道不正是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宏大歷史的極具個人情調的憑吊和追憶嗎?

　　對比十九世紀歐洲資產階級文藝的高峰形態，我們會看到，上海的大都會面相，直到王安憶筆下才獲得了諸如《巴黎圣母院》中"巴黎鳥瞰"那一節所具有的歷史縱深和社會密度。與此對應的是什么樣的一種心靈形式，是當代批評必須回答的問題。遺憾的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仍然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在王安憶的作品里，雖然"崇高"的內容方面具有不折不扣的歷史性，但其形式方面卻并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觀照。毋寧說，它的內在構成是大量的、密密麻麻的、純粹個人的(往往是女性的)日常性瞬間體驗。如果把王安憶對上海的觀察還諸王安憶作品本身，我們就可以說，在今天，當我們在上海的馬路上游蕩，如果我們的思緒說得出話來，它說出來的或許就是王安憶式的城市私語。如果上海對我們不再顯得疏遠、冷漠、格格不入，那或許就是因為我們把她的某個故事，某個段落，某個女主人公當作了城市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