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憶曾聲明自己不是上海的代言人，但上海卻注定要通過她的寫作，在語言的世界里成形。如果多少年來，當人們凝視巴黎和倫敦，看到的并不是巴黎和倫敦，而是雨果、波德萊爾、和狄更斯筆下的巴黎和倫敦，那么今天，我們或許已不能不透過由王安憶文字所織就的面紗，去感受、理解、和想象上海。是王安憶筆下數(shù)不清的上海故事，讓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具有了肌膚的觸感，讓它們能夠像往日氣息那樣突然襲來，無孔不入，又像一段舊情一樣變成沉淀在心底的難言之隱。

　　這是自茅盾、新感覺派、和張愛玲以來，上海第一次在詩的空間里凝聚為一個整體。再也沒有任何文學描寫，能比《長恨歌》開篇的寥寥數(shù)頁更痛快淋漓地把上海一舉安置在"崇高"的審美范疇里，從而使我們對這座城市的記憶和體驗擺脫了"美"、"愉悅"、"室內(nèi)"、"頹廢"、"技巧"、"個人風格"等布爾喬亞觀念的束縛。在這個意義上，《長恨歌》所具有的挽歌形式，難道不正是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宏大歷史的極具個人情調(diào)的憑吊和追憶嗎?

　　對比十九世紀歐洲資產(chǎn)階級文藝的高峰形態(tài)，我們會看到，上海的大都會面相，直到王安憶筆下才獲得了諸如《巴黎圣母院》中"巴黎鳥瞰"那一節(jié)所具有的歷史縱深和社會密度。與此對應(yīng)的是什么樣的一種心靈形式，是當代批評必須回答的問題。遺憾的是，我們今天能看到的，仍然只是問題的一小部分。在王安憶的作品里，雖然"崇高"的內(nèi)容方面具有不折不扣的歷史性，但其形式方面卻并不是一種居高臨下的觀照。毋寧說，它的內(nèi)在構(gòu)成是大量的、密密麻麻的、純粹個人的(往往是女性的)日常性瞬間體驗。如果把王安憶對上海的觀察還諸王安憶作品本身，我們就可以說，在今天，當我們在上海的馬路上游蕩，如果我們的思緒說得出話來，它說出來的或許就是王安憶式的城市私語。如果上海對我們不再顯得疏遠、冷漠、格格不入，那或許就是因為我們把她的某個故事，某個段落，某個女主人公當作了城市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