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長恨歌》，當代中國著名作家王安憶的長篇代表作之一。下面小編為大家整理了王安憶《長恨歌》的語言藝術特點，歡迎大家閱讀!

　　一個女人四十年的情與愛，被一枝細膩而絢爛的筆寫得哀婉動人，跌宕起伏。四十年代，還是中學生的王琦瑤被選為“上海小姐”，從此開始命運多舛的一生。做了某大員的“金絲雀”從少女變成了真正的女人。上海解放，大員遇難，王琦瑤成了普通百姓。表面的日子平淡似水，內心的情感潮水卻從未平息。與幾個男人的復雜關系，想來都是命里注定。八十年代，已是知天命之年的王琦瑤難逃劫數，與女兒的男同學發生畸形戀，最終被失手殺死，命喪黃泉。

　　現在，讓我們回到與王安憶這些小說初逢時的印象。這些作品，起意就好像置小說的傳統規范和通常的構成要素、構成方式于不顧，作者就好像日常談話似的，把過往生活存留在記憶里的瑣屑、平淡、零散的人事細節，絮絮叨叨地講出來，起初你好像是有些不在意的，可是慢地，你越來越驚異，那么多不起眼的東西逐漸“累積”(而不是傳統小說的“發展”過程)起來，最終就成了“我們莊”和自由、美麗地表達著“我們莊”人性的姊妹們，就成了一個萍水相逢的城市蚌埠和“我們”初涉艱難世事的少年歲月，就成了文工團和文工團執著而可憐的驚心動魄的故事。“發展”使小說的形態時間化，而“累積”使小說的形態空間化了，開始我們還只是認為敘述只是在不斷填充著這些空間：“我們莊”、文工團、隱居者的藏身之處，后來才驚異地看到這些空間本身在為敘述所建造的主體，那些人事細節就好像這個主體的鼻子、眼睛、心靈和一舉一動的歷史。能夠走到這一步，不能不說是大大得力于一個親切的名之曰“我們”的復數敘述者。“我們”是揚棄了“我”——它往往會演變成惡性膨脹的敘述主體，嚴鋒在《文工團》的簡評中說，在新時期的文學中到處可見一個矮揉造作的敘事者，或洋洋得意，或顧影自憐，或故作冷漠，怎一個“我” 字了得——而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