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與小編一起來看看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個人寫作上有哪些突破?歡迎大家閱讀與學習。

　　臺灣知名學者王德威曾在《海派作家 又見傳人》一文中評價王安憶，認為她的創(chuàng)作是對海派女作家張愛玲的繼承與補充，都繕寫上海的風情與女人，但筆鋒卻不相同，張愛玲是抱著反諷的心情來精雕細琢，而王安憶是平淡的、同情的態(tài)度來講述故事，自創(chuàng)作以來就不斷對小說的創(chuàng)作技巧與形式進行創(chuàng)新與研究，曾經(jīng)從事過傷痕文學、知青文學、尋根文學的創(chuàng)作，但是創(chuàng)作的題材以知青在鄉(xiāng)村的生活為主，雖然題材單一，但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九十年代的《長恨歌》這部長篇小說以龐大的空間建構(gòu)及時間流程，豐富的人物活動敘述了上海的歷史，刻畫了上海的女性，審視了上海的文化。在這部小說中，王安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與突破。

　　一、獨特的視角：把城市與人生經(jīng)驗聯(lián)系起來

　　李歐梵教授說：“王安憶的本文《長恨歌》描寫的不只是一座城市，而是將這座城市寫成一個在歷史研究或個人經(jīng)驗上很難感受到的一種視野。這樣的大手筆，在目前的小說界是非常罕見的，它可說是一部史詩。”[1]這也是《長恨歌》的獨特之處。我認為文本重要的不是故事發(fā)生的年代，而是寫故事的年代，作者要寫一座城市，便直接跳入小說的發(fā)展進程，人物的人生經(jīng)歷中去發(fā)表對上海這座城市的看法。用細膩的筆調(diào)敘述了上海普通市民王琦瑤坎坷一生的命運，王琦瑤的形象也蘊含了王安憶對上海這座城市的記憶。我把《長恨歌》定義為發(fā)生在都市民間的故事，王安憶把幾個不同的歷史時代作為小說的寫作背景，憑著她對上海的熟悉以及對上海女孩子心理狀態(tài)的細致揣摩，塑造了一個活生生的“上海小姐”— —王琦瑤這樣一個人物，文本的故事以她為中心展開了一系列生活場景敘述。她是選美選出來的上海三小姐，有著美麗的容貌，在每一個特定年代里，都會出現(xiàn)一個與她有著情感糾結(jié)的男人，雖然是起烘托作用，但在王安憶的筆下也深深留下了屬于他們自己階層的烙印。不同的男人、不同的身份與地位，有高官、有攝影師、有無業(yè)的富二代都試圖占據(jù)她的情感，但又都以失敗告終。

　　另外，王安憶打破了創(chuàng)作的封閉空間，在她的小說中縱橫交錯有兩個空間：上海與鄔橋，使時間在這兩個空間中自由穿梭。溫儒敏、趙祖謨都曾指出：“城市空間形式成為王安憶敘述文本空間形式，而上海這個城市被塵封多年的神秘感又給了王安憶以歷史的沖動和訴說的可能”。[2]我們可以這樣說王安憶用時間追憶的方式將縱橫交錯兩個空間密切聯(lián)系在一起。這個特征在《長恨歌》中表現(xiàn)尤為突出。王安憶曾自述過：“《長恨歌》是一部非常非常寫實的東西，在那里我寫了一個女人的命運……我要寫的是一個城市的故事。”[3]通過對主人公王琦瑤一生細膩的描寫，以一個女性的眼光，以一顆耐得住寂莫，經(jīng)得起沉浮的平凡上海心去看上海，去探索上海這座城市的精神。她有著對生命和美的獨特審美視角。王安憶在《長恨歌》中反復描述在光與暗的轉(zhuǎn)換中永恒流逝的時間，帶有某種虛無的東西，使文本透出一種如煙的塵世感，這也奠定了小說的感情基調(diào)。

　　二、流露出“尋根”意識

　　王安憶在《長恨歌》中也流露出了尋根的意識，懷舊的情懷，以及對“家”感傷。家是每個人、每個家的庭安身立命之所和靈魂的棲息地。家也是研究王安憶作品的主要線索，然而，王安憶和張愛玲相比，卻是一個“失根感”很重的人，她雖然是大半輩子都居住在上海，但是她在《紀實與虛構(gòu)》中開篇就說，她的家庭是遷居到上海的外來戶，他們沒有親戚朋友，沒有家族。可以說，這種“失根感”一直伴隨著王安憶的創(chuàng)作歷程，是她尋找種種可能的歸宿的動力所在，所以促使她創(chuàng)作了《長恨歌》這部小說。從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意義上看，這部小說，王安憶借一個女人王琦瑤的一生表現(xiàn)出自己對這座城市過去的懷舊，對自己精神的尋根。

　　在《長恨歌》中，“尋根”不同于以往的尋根文學，作者在這里為上海創(chuàng)造出一種靈韻，而由“懷舊”產(chǎn)生的社會現(xiàn)狀宣告了這種靈韻在消費大眾和商品的海洋里的無可挽回的消散。面對靈韻的慢慢消散，王安憶在寫作上也表現(xiàn)出自身意義的不確定性。

　　三、對命運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