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導語：白居易的《長恨歌》是敘事名篇，它接受史研究以及論古代敘事詩批評的形成發展，我們通過下文了解更加詳細的詳細了。

　　古代詩評史，實質是以“詩言志”為旨歸的抒情詩評論史。敘事詩長期得不到確認與重視。白居易《長恨歌》有千年接受史，但這并非千年贊美史，而是交織著熱情與冷遇、贊賞與否定的對話史。對這一敘事名篇，古代評家由貶毀到褒美的歷史轉變，從一個側面展示了古代敘事詩批評形成發展的歷程。

　　唐代：選家沉默，評家毀多于譽

　　“一篇長恨有風情”，其創作史結束之日，便是聲譽鵲起的效果史開始之時。然而，中唐至五代的接受者有三種態度：歌女誦唱，選家不錄，評家毀多于譽。

　　相傳唐宣宗《吊白居易》詩曰：“童子解吟長恨曲，胡兒能唱琵琶篇。”天寶后，李楊故事盛傳民間。《長恨歌》的誕生，乃希代之事遇出世之才：故事哀感頑艷，情思纏綿悱惻，語言明麗圓暢，聲韻和諧宛轉;故歌女爭唱，借以增價。《琵琶行》“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的哀怨主題，更易引起失意文人的心靈共鳴。與身前寂寞狼狽的杜甫相比，胡應麟不禁發出“詩固有遇不遇哉”的感嘆。

　　選擇即評價。唐代選家對此杰作，則始終保持沉默。現存唐人選唐詩，元結《篋中集》、殷璠《河岳英靈集》、芮挺章《國秀集》和高仲武《中興間氣集》，成書早且不論。令狐楚進《御覽詩》、姚合編《極玄集》時，白氏詩名“自長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幾無人不曉;二人與白氏交誼甚厚，時相唱和，仍未選白氏詩篇。顧陶是最早提及白氏的唐代選家，但其《唐詩類選》入選韓孟，未取元白。《后序》釋曰：“若元相國稹、白尚書居易，擅名一時，天下稱為元白，學者翕然，號元和體。其家集浩大，不可雕摘，今共無所取，蓋微志存焉。”集大不取只是搪塞之語，“微志存焉”才流露了似揚實抑的真意。韋莊《又玄集》和韋糓《才調集》更值得注意。《又玄集》首錄白詩，但非《長恨》《琵琶》，而是兩首七律。此集以近體為主，歌行較少，但元稹入選的均為歌行，且與《長恨歌》同題材的《連昌宮詞》赫然居首。宋人“《連昌》勝《長恨》”的議論，已在此埋下伏筆。《才調集》是現存唐人選唐詩中規模最大的一部，以“韻高”、“詞麗”為準的。令人注目的是卷一首列白居易，卷五再選其作，雖篇數并非最多，位置極為重要，大有先于張為《詩人主客圖》以白居易為“廣大教化主”之意。然而，有“十首《秦吟》”，卻無“一篇《長恨》”。總之，或視而不見，或見而不選，或選而遺珠。與民間傳唱盛況相反，唐代選家無一人接受這古今第一長歌。

　　選家沉默，評家貶毀;若不算元稹這位詩友，白詩闡釋史幾從批評開端。李戡首發其難，杜牧《李府君墓志銘》引其言：“嘗痛自元和已來有元白詩者，纖艷不逞，非莊士雅人，多為其所破懷。流于民間，疏于屏壁，子父女母，交口教授，淫言媟語，冬寒夏熱，入人肌骨，不可除去。吾無位，不得用法以治之。”李戡痛詆“淫言媟語”的情調;司空圖譏嘲“力夐氣孱”的詩格，《與王駕評詩書》曰：“右丞、蘇州，趣味澄玧，若清勍之貫達。……元白力玧而氣孱，乃都市豪估耳。”李戡、表圣從不同審美立場所作批評，成為歷代貶白者的套語，交口相傳。表圣之語并不直接針對此作，李戡之論則影響著兩宋至明清對《長恨歌》的評價。

　　白氏此作在唐代并非一無知音。針對李戡、杜牧之論，黃滔在《答陳磻隱論詩書》中奮起為《長恨》辯護：“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信若滄溟無際，華岳干天。然自李飛數賢，多以粉黛為樂天之罪。殊不謂三百五篇多乎女子，蓋在所指說如何耳。至如《長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陰陽失倫。其意險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自戒哉。”黃氏首開了諷諭主題說，“其文平而易”則對白詩風格作了精辟概括，成為唐代從詩旨到詩藝全面肯定白詩的評家之一。

　　然而畢竟其聲甚微。有唐一代，沉默的選家加嚴厲的評家，表明此作在當時只有流行性而無經典性，沒有真正進入“理想讀者”的審美視野。對這篇敘事杰作的藝術成就，詩評家毫無知覺，更表明當時尚未確立敘事詩觀念。傳統文體學，從摯虞《文章流別論》到明代徐師曾《文體明辨》，始終沒有“敘事詩”一體。僅在南宋劉克莊《后村詩話》論《孔雀東南飛》中，初見“敘事體”一語。因此，且不說《長恨歌》，其時已流傳五百年的《孔雀東南飛》，中唐至五代評家也未認識其敘事詩特征，更未論析其敘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