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長恨歌》主題的解讀從古至今綿延不斷，并引發不少爭議。最早涉及此事的還應該是白居易本人。其《編集拙詩成一十五卷因題卷末戲贈元九李二十》詩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就點明了該詩的主旨與男女風情有關，這成為后世“愛情主題說”的源頭。

　　《長恨歌》是中唐詩人白居易名垂千古的杰作，但是關于主題思想方面，學術界長期以來為之爭論不休，眾說紛紜，莫衷一是。早期已有學者對《長恨歌》的主題進行了綜述，如張中宇《新時期長恨歌主題研究評述》，載《南京工業大學學報》2003年第3期;《長恨歌主題研究綜論》，載《文學遺產》2005年第3期;二者較為詳細地總結了20世紀以來的各種觀點和研究成果。張中宇的總結最為全面，共概括為“愛情主題說”、“隱事說”、“諷諭說”、“感傷說”、“雙重及多重主題說”、“無主題說與泛主題說”等六種，并在其專著《白居易〈長恨歌〉研究》提出了“婉諷主題”說，他認為《長恨歌》描寫李楊真情對于表現政治主題具有重要甚至關鍵作用。如果不大力渲染李楊愛情，《長恨歌》表達政治主題的力度將極其有限或難以實現。他的結論是：“《長恨歌》的主題是，通過李楊情愛悲劇的復雜過程，反映封建帝王荒弛朝政、政治腐敗等造成國家動蕩、愛妃慘死及凄苦悲涼、深情無寄的嚴重后果，婉轉批評唐玄宗因為承平日久滋生的驕矜懈怠而重色情、忽視國家管理的錯誤行為，并以此作為后世的鑒戒。”張中宇先生的“婉諷主題說”其實也就是“諷諭說”。這種觀點目前在學術界的影響是比較大的。

　　作為中學語文老師，在解讀《長恨歌》一文時，我們往往是粗淺而機械的：首先給我們藝術美的享受的是詩中那個宛轉動人的故事，其次是詩歌精巧獨特的藝術構思。我們在幫助學生賞析時，基本上都是從全篇中心——歌“長恨”入手，一層層地揭露我們所理解的詩歌的“主題”：極度的樂，導致了后面無窮無盡的恨;唐玄宗的荒淫誤國，引出了政治上的悲劇，反過來又導致了他和楊貴妃的愛情悲劇;悲劇的制造者最后成為悲劇的主人公。應該說我們機械地按照”張中宇先生的“婉諷主題說”，為學生蓋棺定論地解讀了的《長恨歌》。

　　筆者私下鄙陋地更愿意相信，《長恨歌》的主題以“愛情說”最切合白居易的本意。

　　首先，從創作的背景來看：

　　唐憲宗元和元年(806)，一日，時任盩厔(今西安市周至縣)縣尉的白居易，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游寺游覽，他們談及了李隆基與楊貴妃之事。王質夫認為，像這樣突出的事情，如無大手筆加工潤色，就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他鼓勵白居易：“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于是，白居易寫下了這首長詩。因為長詩的最后兩句是“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所以他們就稱這首詩《長恨歌》。同時陳鴻也寫了一篇傳奇小說《長恨歌傳》。詩詞歌賦本是古代學者用來抒發自身感情、調節生活氛圍所作。這樣看來，是否有必要把白居易創作此詩的意圖如此升華呢?

　　其次，從詩人極盡筆墨的愛情刻畫來看：

　　根據唐宋時期文獻，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確是存在的。唐玄宗對楊貴妃的寵愛，與其說是見到楊貴妃傾國傾城之色，毋寧說是因為他們二人情投意合，有共通之處。唐玄宗不僅是一位封建帝王，也是一位多才多藝的藝術家，而在宮中，楊貴妃成了她唯一的異性知音。

　　筆者認為，從主觀上說，他們的愛情本身是真摯的感人的，而客觀上造成與安史之亂有關，這實質上也不是愛情本身的問題。如果將唐玄宗的愛情與其政治分開來考察，則更可以看出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是基于共同的性格與共同的愛好，他們的愛情并非假，可以說愛得真，愛得熱烈!反觀他們的愛情悲劇，是值得世人同情的，令人感傷的。所以“李楊”本身具有真摯的愛情，再加上民間傳說對這一愛情的美化，這才是《長恨歌》取材的基礎。正是基于這樣的背景，白居易寫作了這首《長恨歌》，實為歌之，也無不可。

　　從文本解讀，更可以佐證：譬如馬嵬坡楊貴妃之死一場，詩人刻畫極其細膩，把唐玄宗那種不忍割愛，但又欲救不得的內心矛盾和痛苦感情，都淋漓盡致表現出來了。作者極盡筆墨刻畫這場“血淚相和流”的死別，讓多少愛過的人浸淫在了這愛了卻不能在一起的“恨”當中無法釋然呢?恐怕這就是白居易想說的那“沒完沒了的恨”吧!

　　更何況，詩人并沒有只停留在一個感情點上。例如馬嵬訣別后，詩人像剝筍一樣將人物內心世界層層剝示，直至人最脆弱的心底：唐玄宗奔蜀，是在死別之后，內心酸楚愁慘;還都路上，舊地重經，偏偏又勾起了傷心的回憶;回宮后，白天睹物傷情，夜晚輾轉難眠。日思夜想而不得，所以寄希望于夢境，卻又是“悠悠生死別經年，魂魄不曾來入夢”。真真印了“思念是一種病”，唐玄宗病得很重，“無藥可救”!而詩至此，詩人已經把“長恨”之“恨”寫得十分動人心魄，故事到此結束似乎也可以了。然而，或許詩人認為這樣的愛情還不夠痛徹心扉，故而筆鋒一折，別開境界，詩人又構思了一個亦真亦假的幻魅仙境，把悲劇故事的情節推向高潮。不過正是這一轉折，既出人意料，又盡在情理之中。主觀愿望和客觀現實不斷發生矛盾、碰撞，詩人才能把“李楊愛情”的千回百轉表現得淋漓盡致。

　　即便是后文提及了“李楊”沉浸共同的歌舞喜好之中，但過于沉溺則會懈怠朝政，最后導致了安史之亂。白居易也是盡量緩和這兩方面的矛盾，只是輕描淡寫地用了“漁陽鼙鼓動地來”一句，盡管暗示了安史之亂，但字面本身還是“鼙鼓”，還是限于“李楊”喜愛的音樂的層面，這與白居易的諷諭詩對當朝時事深刻揭露的風格還是有著明顯的區別的。筆者主觀認為，白居易之所以如此行文的原因，都是為了表現唐玄宗與楊貴妃真摯的愛情，故而《長恨歌》的主題，應該是“愛情說”更為貼切些。

　　再次，從白居易對此詩的分類來看：

　　白居易的詩歌大致可以分為四類：諷喻詩、閑適詩、感傷詩和雜律詩。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寫道：“自拾遺來，凡所遇所感，關于美刺興比者，又自武德迄元和，因事立題，題為《新樂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謂之諷諭詩;又或退公獨處，或移病閑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一百首，謂之閑適詩;又有事務牽於外，情性動於內，隨感遇而形於嘆詠者一百首，謂之感傷詩;又有五言、七言長句、短句，自一百韻至兩韻者四百馀首，謂之雜律詩。”

　　白居易曾云：“一篇長恨有風情，十首秦吟近正聲。”白居易認為《長恨歌》為風情之作，且將之與《秦中吟》對舉，《秦中吟》確為諷諭詩，那么《長恨歌》的主題非“諷諭說”不就顯而易見嗎?

　　筆者認為，《長恨歌》為風情之作，其實就可歸于“感傷詩”之類。白居易《與元九書》曾定義感傷詩為“事物牽于外，情理動于內，隨感遇而形于嘆詠者”的，而《長恨歌》的創作動機與創作的內容正與此相當吻合。故而《長恨歌》吟詠“李楊”的愛情悲劇，全詩的感情基調皆為感傷。雖然白居易給自己的詩歌分類中，只有“感傷”類，而沒有“愛情”類。但全詩系因“李楊”的愛情而傷情，那么“感傷說”與“愛情說”顯然并不矛盾。《長恨歌》被置于“感傷詩”一類，也在理的。

　　最后，從白居易詩意的生活追求和豐富真摯的情感看：

　　白居易在日常生活中隨性自然，又具有豐富真摯的感情，熱愛各種自然美和藝術美。酒是他的伴侶，吟詩作畫始終與酒相伴;琴是他的知音，白居易一生知音甚少，且相聚時間非常短暫，所以他寄情于琴中。他曾在《北窗三友》提到，琴是他的“三友”之一，在心情不適時，可以彈琴以凈化心靈，抒發悲憤甚至不滿之意。晚年時，白居易身體不佳，行動不便，那時琴更是他所離不開的知音。

　　值得一提的是，“李楊”的愛情基石，就是他們對于音樂的摯愛。《楊太真外傳》卷上云：

　　開元二十二年十一月，歸于壽邸。二十八年十月，玄宗幸溫泉宮。使高力士取楊氏女于壽邸，度為女道士，號太真，住內太真宮。天寶四載七月，冊左衛中郎將韋昭訓女配壽邸。是月，于鳳凰園冊太真宮女道士楊氏為貴妃，半后服用。進見之日，奏《霓裳羽衣曲》。

　　這首《霓裳羽衣曲》讓“李楊”產生了密切的關系。同書卷上又記載了這樣一件事：

　　上又宴諸王于木蘭殿，時木蘭花發，皇情不悅。妃醉中舞《霓裳羽衣》一曲，天顏大悅，方知回雪流風，可以回天轉地。

　　可見“李楊”對于《霓裳羽衣曲》的癡迷程度。其實深諳音樂的白居易也是深愛此曲，他曾作《霓裳羽衣歌》：“我愛霓裳君合知，發于歌詠形于詩。君不見，我歌云：‘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不見，我詩云：‘曲愛霓裳未拍時。’”

　　看來，從三者皆精曉音律來看，可謂“知音”，那么從這個角度來思考，可不可以理解為白居易是“李楊”愛情的知音呢?所以，當與友人陳鴻、王質夫到馬嵬驛附近的仙游寺游覽;當他們談及了李隆基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時;當王質夫鼓勵白居易：“樂天深于詩，多于情者也，試為歌之，何如?”時;恐怕這份真摯愛情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消沒了去，白居易便寫下了這首感傷的愛情長詩!

　　當然，筆者不得不承認，諸位學者的其他主題說確也是各自站在不同的角度對《長恨歌》的解讀。《長恨歌》在那個特殊的時代下，“李楊”的愛情也就有了特殊性，更容易人讓作出多元化的解說。不過，聯想到最近熱播劇《云中歌》中漢昭帝劉弗陵及漢宣帝劉詢的愛情悲劇，筆者還是愿意堅定認為，“愛情主題說”才是最符合白居易本人的看法的，因為愛情，這樣解讀下的《長恨歌》才是最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