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恨歌》以”漢皇重色思傾國”開幕，意在諷刺告誡在位君王，莫重蹈覆轍。其言萋萋，其盼也切切。 如果把《長恨歌》的主題定為愛情說，那么面對 詩中大量的諷刺，顯然是站不住腳的。

　　一、愛情和諷喻主題

　　《長恨歌》的取材沿襲了白居易以往的風格，取材于真實事件。詩文中的唐玄宗和楊玉環確有其人，詩文一方面描述了唐玄宗和楊玉環荒淫的生活景象，諷喻了“春宵苦短日高起，從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憐光彩生門戶。”引起的國事荒廢，外戚霍亂;另一方面在詩文的下半部分，又對楊貴妃和唐玄宗陰陽相隔，相思不得相見的遺恨表現了同情和戀愛。不論如何，此詩始終以堅貞不渝的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愛情主線貫穿其中。

　　《長恨歌》中，白居易著力寫了三情――唐玄宗與楊玉環的深情，唐玄宗對楊玉環的癡情，唐玄宗與楊玉環天人相隔的苦情。白居易特地隱去了楊玉環原為唐玄宗兒媳婦這一史實，而是寫“一朝選在君王側”，也隱去了安史之亂，略寫為“六軍不發無奈何，宛轉蛾眉馬前死。”，這使得全首詩的忠貞愛情基調奠定下來，而為后來唐玄宗對楊玉環的思念和癡迷的苦情做了鋪墊。突如其來的變故，上闋的歡樂與下闋的悲涼更是顯出了愛情忠貞之可貴。再聯系到白居易自己的愛情背景，與湘靈相愛不能相守，整首詩文的愛情基調可見一斑。而白居易此詩創作于公元806年，此時正是白居易初入官場，其抱負滿滿等待施展，而白居易為宦之時，寫詩多為補察時事，由此推斷，此詩確應當含有諷喻的意味。而從詩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上闋多寫帝王因沉迷女色而誤了國事，下闋多寫帝王愛情的遺恨之情。關于愛情與諷喻的主題說，自從20世紀50年代王運熙提出之后，便得到了學界大多數人的贊同，但是其實諷喻帝王要規行矩步，還是諷喻古代女子堪為玩物我們在此不展開討論。

　　二、矛盾主題

　　而20世紀80年代郭象對《長恨歌》提出了矛盾說，他說白居易“對這一愛情悲劇的同情遠遠壓倒表面上對荒淫生活的諷喻，從而造成了這篇詩主管動機和客觀藝術效果上的尖銳矛盾”。

　　郭象認為白居易對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愛情看法本來就存在一定的矛盾，致使他在創作時理性和感情不能同統一。白居易對深宮中女子命運的同情和對情人湘靈深愛深思之痛都寫入詩里，如同林語堂在寫《京華煙云》不時為自己故事中人物落淚一樣，白居易也把自己感情的命運帶入詩中，為自己的文字所動容而淋漓盡、酣暢書寫，引起了情感和理智的唱反調，而這種反調而成情感被帶入得越多，詩體的矛盾就越明顯。也正是這種矛盾，把《長恨歌》推向了千古傳誦的不朽杰作，可謂是“無心插柳柳成蔭”。

　　矛盾說也是偏向于感情的，也認為全詩以情貫穿，而作者的主觀意識不知不覺脫離了本來作詩的意圖，使得全詩上下篇充滿了矛盾，而這種主觀意圖在全詩占有一定的分量，并不是單純的歌頌唐玄宗和楊玉環的愛情，而是從創作意圖上的矛盾，因此不同于愛情主題這一說。

　　三、形象大于思想主題

　　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雨辰首先提出了《長恨歌》中形象大于思想這一主題。雨辰認為作者是要通國對作品的藝術描寫來暗示或者引導讀者產生某種觀點或者態度，也就是在創作的作品中藥體現作者的創作意圖。雨辰借用馬克思之言來闡述自己的觀點――“對一個著作家來說，吧某個作者實際上提供的東西和知識他自認為提供的東西區分開來，是十分必要的”。

　　雨辰認為，白居易在描述《長恨歌》這段愛情的時候，確實是說了沉迷聲色誤國之諫，是貫穿全文的主線和主題思想，但是客觀上卻又是在歌頌愛情，這個愛情便是形象。由此可見，“形象大于思想”和“矛盾”這兩個主題都是說《長恨歌》的創作中，作者的主觀動機和客觀的效果是不一樣的，但是又有區別：“形象大于思想”是認為作者以藝術創作的原理才有了這種客觀效果和主觀動機不一致的現象，而“矛盾”認為是作者自身主觀和客觀思想不能統一而造成了這首詩的矛盾。

　　《長恨歌》的流傳度總是讓人們試圖去追溯它的主題，卻又只做單一的處理，而這些不同的解釋又都可以在《長恨歌》中一一印證，同時那些印證外多余的部分，卻也找不到合理的解釋。其實只要重視《長恨歌》中蘊含的多重主題，融匯思考，才有利于我們對此詩的研究，排眾家之言而專利已言，是得不到進步的。

　　白居易長恨歌主題析辯

　　“諷諭說“(暴露統治階級的荒淫，恨其誤國)、“愛情說”(歌頌唐明皇與楊貴妃真摯專一的愛情)、“雙重主題說”(指愛情悲劇的雙重性、人物性格的雙重性、作者態度的雙重性。劇中男女主人公.既是悲劇的制造者，又是悲劇的承受者;既是禍國殃民的統治者，又是美好愛情的體現者;作者原本有“懲尤物，窒亂階”的意圖，但在具體描寫中贊揚二人愛情的成分卻占據了主導地位)。現在一般都認為：“雙重主題說”比較符合作品實際，筆者則認為這是一首描寫愛情的詩篇。說它是寫愛情的，根據是這樣：

　　這是一首描寫愛情悲劇的長詩。說《長恨歌》是一首描寫愛情悲劇的長詩，一般不會產生歧義。因為悲劇故事的始末在詩中表達得十分清晰：全詩以“漢皇重色思傾國”為開端，先寫楊玉環入宮，受專寵;次寫馬嵬兵變及李、楊愛情悲劇結局;再寫唐明皇奔蜀及回宮后對貴妃的篤誠思念;最后借助想象的翅膀，寫貴妃死后成仙，對玄宗一往情深，并以“天長地久有時盡，此恨綿綿無絕期”結束整個故事。該詩不僅故事完整，而且情節波瀾起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詩的后半部分想象、虛幻了一個恍惚迷離，“虛無飄渺”的別開生面的仙境，使楊貴妃死后的艷艷形象再現于蓬萊，溝通了天上人間永遠不存在的愛情。這使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的故事就不再是簡單的紀實詩，而成了一個經過藝術再創造的更帶有典型意義的悲劇。這種仙化式的悲劇結局，是作了喜劇處理的。它不僅寫出了李、楊至死不渝的愛情，而且還以浪漫主義的手法寫出了死而復生、恩愛不絕的奇跡。我們說這是一種主觀愿望的表現。

　　可以說這樣處理不是必然的生活邏輯，不是生活中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或者可能發生的事情，而只是詩人認為應該發生的事情，希望發生的事情，這是一種主觀化的情節，不是客觀化的。它是符合中華民族的審美趣味、欣賞習慣的。讀者、觀眾都不希望“好人”死絕，更不愿哭著離開劇場。這大團圓結局，與中國古典美學追求有關，是民族傳統、哲學基礎所決定了的。《長恨歌》寫唐明皇與楊貴妃的愛情故事，最終以悲劇結局，這反映出了詩人對他所認識所描繪的那部分社會生活的基本評價和基本態度，而且這愛情悲劇是能夠統帥全詩靈魂的;至于縱欲失政等政治因素可作為背景、典型環境來考慮。這愛情悲劇作為主要線索來分析、評價。那《長恨歌》的愛情說也就好解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