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晚年巴金的“文革”反思，自然想到了冰心。

　　認識冰心是在1983年。我很喜歡去和她聊天。作為一個世紀老人，每次聊天，她其實是在為我講述歷史。從“五四”時期第一次投稿，到在赴美輪船上和梁實秋等人一起辦墻報;從“文革”中年過花甲仍被批斗、打掃馬路、干校勞動，到暮年為教育、為知識分子待遇大聲疾呼……

　　她承認，她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寫過一些今天看來不太有保留價值的文章。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她和許多作家一樣，真誠地相信一切，把復雜的生活看得單純而透明。她說她的有些文章是人云亦云，并沒有自己真正的獨立思考。她正是以這樣的嶄新姿態，走進她的晚年，從而，晚年的創作風格與過去相比，仿佛發生了突變。“我的文章人家說燙手。”她不止一次這樣對我說。

　　真正理解她的是蕭乾。“可以向冰心大姐學習的很多很多，但我認為最應學習的是她那植根于愛的恨。那些滿足于現狀、維護現狀、利用現狀自己發旺的人，就生怕有人對現狀有所指責。其實，這樣的人心里所愛的，只是他自己：他的地位、權勢和既得利益，因而對生活中不合理的現象那么處之泰然，那么熟視無睹。不能恨的，根本也不能愛。”1988年在“冰心文學創作生涯七十年展覽”的開幕式上蕭乾這樣說。

　　晚年冰心正是因為大膽干預生活的勇氣才贏得廣大讀者的敬仰。如今教師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但不能忘記20年前冰心為改善教師待遇而發出的大聲疾呼。 1986年，她發表了膾炙人口的小小說《萬般皆上品》和雜文《我請求》，頓時轟動全國。她轉給我好幾封讀者寫給她的信。今天，再度翻閱她的小說手稿和這幾封信，不由得更加認識到晚年冰心的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