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寫于五四運動落潮期，發表在1921年4月份出版的《小說月報》第12卷第4號上。這一時期北京的社會狀況，用魯迅的話說：“北京雖然是‘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新青年》和《新潮》人們，風流云散以來，一九二O至一九二二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荒涼的古戰場的情景。”這個時期，青年們曾經的那些昂揚的激情已經消退，熱烈的運動已經過去，取而代之的是虛空的苦悶，許多青年從樂觀救世急遽地變為悲觀恨世，從悲觀恨世再跌入厭世自戕的滅頂之災，于是“自殺者日眾”成為了當時常見的怵目驚心的現象。有的青年潔問道:“這樣紛亂的國家，這樣黑暗的社會，這樣萎靡的人心，難道青年除了自殺之外，還有別的路可走么?”作為一位有社會責任感的文學家，冰心對這一嚴重的社會問題非常敏感，在北京這個“寂寞荒涼的古戰場”上，她的責任在于喚起這類青年的“新的活力”。《超人》及其主人公何彬的創造，就基于這一目的。這也是冰心在“人生派”的大旗下，積極為人生的表現。

　　《超人》在當時一經發表即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贊揚推崇者以矛盾為代表，作為第一個讀者兼編者的他，曾化名“冬芬女士”在小說末尾附加《冬芬附注》，說“雁冰把這篇小說給我看過，我不禁哭起來了!誰能看了何彬的信不哭。”矛盾的話體現出相當一部分人對《超人》的觀點——這部作品具有強烈的動人力量。與之相對的則是成仿吾，他在《評冰心女士的<超人>》一文中表達了自己對《超人》一文的批評，指出小說的諸多問題。我個人較為認同成仿吾的觀點，在這里就詳細說明我對《超人》這篇小說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