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痛悼鄧大姐》

　　7月11日夜我在看電視“新聞聯播”，忽然看見在廣播員的左邊，呈現出一幅鄧大姐的相片，我的眼淚立刻涌了出來，鄧大姐永遠離開我們了!在我的痛哭聲中，廣播員沉重而緩慢的聲音，我一句也沒有聽到!這一夜我像沉浸在波濤怒翻的酸水海里，不知是如何度過的。第二天一早就立刻讓我的外孫陳鋼，去取來一籃白玫瑰花，系上一條白綢帶，寫上我的悼詞。他又立刻把這只小小的花籃，一直送到中南海西花廳鄧大姐遺像前的桌上，并拍了一張相片回來。

　　在這以后的日子里，當我獨在的時候，就總忍不住嗚咽，我要寫痛悼鄧大姐的文字，但在這種極端激動的心理狀況下，我總不能動筆。我也實在寫不盡鄧大姐對于國家、人民(尤其是婦女)所做出的那許多豐功偉績，但我的心頭涌出了一幅幅永遠不能忘懷的鄧大姐和我同在的畫面，尤其是在1958年4月，我的老伴吳文藻被劃為右派。在我們最冤憤、最無告的時候，周總理和鄧大姐派了一輛小車來接我到那所樸素簡陋的西花廳，我一見到鄧大姐，我的一腔冤憤就傾瀉了出來，那時鄧大姐注視著我的那一雙睿智的目光，充滿了同情和“理解”。“人之相知，貴相知心”，鄧大姐那時充滿了“理解”的目光，是我永遠也忘不了的。

　　從此鄧大姐和我就相識了。我們都喜歡玫瑰花，我的一位癖愛玫瑰的小朋友陳于化，在他工作的北京工大的校園里，開辟了一座玫瑰花園，每年在玫瑰盛開的時候，他就一定請鄧大姐和我同去賞花。我從1980年傷腿后就從不出門了。但是有同鄧大姐會見的機會我從來不肯錯過。我們一邊談笑，一邊看花，同時還照了許多人和花的相片。記得在1987年我因為趕寫一篇中小學生作文評論的文章，不能赴約，鄧大姐到了玫瑰園沒有見到我，又聽陳于化說我家離京工不遠，便帶了一束準備送我的西花廳院里自種的芍藥花來到了我家。鄧大姐的到來，引起了我無限的意外的驚喜，我把那把芍藥花供著在我客廳墻上懸掛的總理像前，鄧大姐和我又在總理像前照了一張相……

　　昨天得到了巴金的一封信，他說“鄧大姐走了，你難過，我也難過，她是一個好人，一個高尚的人，沒有遺產，沒有親人，她不拿走什么，真正是個大公無私的人，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個榜樣，她是一個多么不容易做到的榜樣。”

　　他說出了我不知道從何說起的話!

　　鄧大姐你走吧!在天上，有與你音容間隔了16年的周總理在張開兩臂歡迎你，在人間有千千萬萬不同年齡、不同膚色的要追求學習你的榜樣的人民，在一步一個腳印地跟在你后面努力奔走!

　　1992年7月31日大風雨的黃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