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事物，當它達到了極限時，必然掩藏著令人不得不深思的憂慮，唯美只是理性主義者的異想天開，世界上決不會存在十全十美的東西，正如嬌艷的花朵總是伴隨著飄零的凄涼，總是令人感到一種無法言語的凄婉，美麗達到了絕然處的時候，也會掩藏著無限令人無比傷痛的疤痕。

　　作為沈從文“湘西”派小說代表的《邊城》，可以說它描繪的就是一個唯美的湘西田園式的鄉土生活，一個寧靜而又偏僻、祥和而又純樸、靜謐而又和諧的鄉村，一個有山有水，綠水青山，白云藍天長存的世外桃源，美麗的茶峒、優雅的吊腳樓以及仙境般的白塔，這一切天外飛仙的風景無不令人向往，還有這里善良而又純樸的人情也無不給人一種令人神往的憧憬，可以說，沈從文筆下的湘西生活就是陶淵明筆下桃花源生活在三十年代的再現。然而，這仙境般的湘西生活卻無處不蘊含著整個中華民族的悲劇，絕然之下的完美伴隨的卻是一首令人感到凄婉的歌謠。

　　《邊城》這部作品成書于三十年代，三十年代正是一個軍閥割據、你爭我斗、時世動蕩、政治混亂的年代，中國面臨著國內、國外雙重危機的壓迫，國內國共兩黨戰火不斷，民不聊生;國外，西方帝國主義列強的大舉侵略，使得本就飽受風雨的中國更是雪上加霜，中國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然而作為“湘西”派小說代表的沈從文，在這亡國滅種的危機下，卻把視角投向了一個偏僻得不為人們所知的小村莊，去描寫一個與現實生活格格不入的世外桃源，他并不是我們所想的那樣，一心想躲避殘酷的現實，去做一個隱居者，安安靜靜地過完自己的一生。而是想借這部作品來喚起人們拯救中國的斗志，掃除潛藏在人們心底已久的冷漠與麻木。正如他自己所說的：“我的讀者應該有理性，而這點理性變基于對中國現社會變動有所關心，認識這個民族的過去偉大處與目前墮落處。”只有正確認識了自己，才能改變自己，中華民族要實現偉大復興，必須改變目前的現狀，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共同為新中國的建立奮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