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從文認為社會到處是丑陋，“可是人應當還有個較理想的標準，也能夠達到那個標準，至少容許在文學藝術上創造那標準。”(沈《水云》，《沈從文文集》第10卷，花城出版社1984年版，P276—279)

　　關于《邊城》的主旨，沈從文自己說：“我要表現的本是一種‘人生的形式’，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沈從文所說的“人性”這個概念與沈從文心目中的苗族文化傳統(本質)是同一個范疇。沈從文用“調節異質分布”(rdgulate the distribution of heterogeneous)的方法，首先在話語中構造了湘西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質——這種完全同質(homogeneous)的領域基本上是一種純粹的語言狀態——然后把生活中找到的異質排除到西方那里去，讓西方變成自己的“他者”，用“他者”的眼光看出自己的本質(傳統)。沈從文試圖從湘西苗族文化的本質(特殊性)中發展出普遍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廟”，用以反抗漢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義。這就是沈從文的文化相對主義(苗族文化本位)立場，和沈從文全部作品的哲學基礎。

　　用沈從文自己的話說：“你害怕明天的事實，或者說你厭惡一切事實，因之極力想法貼近過去，有時并且不能不貼近那個抽象的過去，使之成為你穩定生命的碇石”。“那個抽象的過去”指苗族文化的同一性本質，即黑格爾說的“普遍同質的范疇”。“穩定生命的碇石”就是沈從文畢生拱衛的“人性”。

　　關于《邊城》，沈從文說：“將我某種受壓抑的夢寫在紙上。……一切充滿了善，然而到處是不湊巧。既然是不湊巧，因之素樸的善終難免產生悲劇。……這一來，我的過去痛苦的掙扎，受壓抑無可安排的鄉下人對于愛情的憧憬，在這個不幸故事上，方得到了排泄與彌補”。這是沈從文通過《邊城》寄托他的文化戀母情結的真實的說明，也點出了《邊城》故事的悲劇性。

　　我們可以借用沈從文自己的話來理解《邊城》：“……事實上卻等于把我那小小地方近兩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歷史發展和悲劇結局加以概括性的記錄。凡事都若偶然的湊巧，結果卻又若宿命的必然。”

　　“……內中寫的盡管只是沅水流域各個水碼頭及一只小船上纖夫水手等等瑣細平凡人事得失哀樂，其實對于他們的過去和當前，都懷著不可形諸筆墨的沉痛的隱憂，預感到他們明天的命運——即這么一種平凡卑微的生活，也不容易維持下去，終將受到來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勢能所摧毀。生命似異實同，結束于無可奈何情形中。”